四、回 忆 录
决胜于千里之外
——记周恩来指导下的确山农民暴动
林壮志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的政治主张,并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这时,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已如汹涌澎湃的浪潮,在广东、湖南等省蓬勃发展起来。
五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上,七月占领长沙,八月越过天险汀泗桥、贺胜桥,十月十日攻克武昌,逼近武胜关。
北洋军阀吴佩孚从武汉败出,但他还妄图利用豫南的有利地形,再筑起道防线,以阻止北伐军的北进。奉系军阀张怍霖则看到吴佩孚的失败大局已定,于是,他急忙调兵南下河南,他的企图是将北伐军拦在淮河以南,同时扼死华中与中原的咽喉——信阳、确山一带,以保障他在华北的利益。
根据这种特殊的形势,河南的革命活动怎样很好地配合北伐军北进,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时候,周恩来同志指示河南省区委,在北伐军进军沿途,要加强党的力量和党的武装力量。要积极作好响应北伐军和北伐军到达后扩大革命活动的准备。要发动群众帮助北伐胜利。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河南那一时期的革命活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
当时,河南的农民正在积极地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暴动,尤其是豫南的信阳、确山一带,武装发展更为迅速。我们省区委有人认为:革命力量已经发展起来,应该马上组织暴动。但是,我们对怎样用革命的理论指导暴动,以及暴动后怎么办等问题,思考得还不十分成熟。同时我们已经有了教训,杞县农民暴动反对“特别捐”,集合万人向县署示威,结果被军阀寇英杰屠杀七千多人。损失惨重。盲目暴动是不行的。于是,河南省区委派我到上海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有关农民运动问题(我当时是河南省区委的技术书记)。
一九二六年底,我到达上海。这是我第三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在荻思威路办公(他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的办公室在东屋的楼下。我到那里以后,他马上接见了我。
由于夜以继日地为革命操劳,他有些消瘦,但精力异常充沛。初次与他见面,开始我有些拘谨。周恩来同志和我唠了几段家常,而后又学着河南腔跟我说话,不一会,我的拘谨便烟消云散了。
我首先向他汇报了河南的革命形势,当我淡到河南的农民协会已有二十万会员和十万农民自卫军时,他满意地笑了。
他插话说:“这很好嘛!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农民革命,与农民结成联盟,找到力量的依托,才会有发展。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嘛!”
我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同志不时地对我提出问题,我一一答复。从他的问话里,我发现他对我们河南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好。
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完工作,天已很晚。但还有很多同志候在那里等待他的接见。听他的警卫员说,他很忙,每天都要接见很多从豫、陕、鲁、皖、江、浙等省来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的同志。
他很亲切地告诉我:“河南的农民运动有它的特殊性,你们不象南方,你们是在白区搞暴动,所以,更要认真研究。停几天,你再来一趟。”
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外,而后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情景如同早已熟识的朋友。
我回住所去了,因为他又要接见其他的同志。
几天以后,周恩来同志又接见了我。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先把我让到椅子上,而后又给我倒水泡茶。
“周部长,我自己来!”我说。我很有些不好意思。
“你坐嘛!你们下边的同志辛苦喽!”
“您辛苦!”我说。
他把茶水递给我,自己则坐在一把小方凳上,我要与他交换位置,他挥手向我示意,意思是不必了。
他和蔼地询问了一下我这几天的生活之后,谈话便切入了正题。
他说:“北伐军不久就要进入河南,北伐军进入河南后将分成三路,中路沿平汉线直取郑州;西路将路经襄阳、樊城、南阳。再到漯河;东路则从武胜关向东北,过汝南进攻开封。河南的农民运动除其自身的意义之外,还要完成响应北伐,帮助北伐的任务。”他还特别嘱咐我,反过来又要借助北伐的东风发展自己的力量。农民搞了暴动之后,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枪杆握牢,而且要长期坚持下去,过去我们已经吃了这方面的亏,我们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武装,这一点十分重要!
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似的。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并把他的指示认真地记在小本子上。
他在谈话中流露出对一切服从统一阵线,取消农民武装的右倾思想和认为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应放弃农民运动的左倾思想的不满。他高度地赞扬了毛泽东同志对农民运动的见解,而且特别强调了党必须有自己的武装的重要性。这时,我才知道,他与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过事。
而后他又分析了豫南的情况:豫南的条件较好,可以组织暴动,但一定要掌握时机。尤其是确山地势险要,周围又有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魏益三、靳云鹗、田维勤、寇英杰部。如不掌握有利时机暴动,势必会腹背受敌,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所以,应在北伐军到达之前进行。这样既可以为北伐军打开进入河南的通路,又能借助北伐军的力量发展自己的武装。谈到这里,强调说确山的暴动举足轻重,吴佩孚不甘心失败,要做垂死挣扎,张作霖也在积极地作与北伐军作战的准备,确山的暴动如果适时,对于北伐军顺利地挺进河南意义极大。
周恩来同志对时局丝丝入扣的精辟分析,使我对豫南农民暴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我没有想到豫南农民暴动和全国的时局还有那么密切的联系。
“周部长,这些我们的确没有想到。”我坦率地说。
“不想到可不行,武装斗争是革命斗争的最高艺术,领导者必须认真研究掌握。单有革命的热情不够,还要有革命的理论作指导。”
我深深地点了点头。最后,周恩来同志把给河南省区委的一封信交给我,让我带给汪泽楷书记。
不久,我便从上海回到河南。我向省区委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汪泽楷同志的具体领导下,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省区委马上对工作行了重新部署。省农协会主任肖人鹄被派往豫东负责战时工作,省工运委员王克馨去郑州担任市委书记,赵宗润往许昌一带领导工作,我被调到驻马店特支。
二
我很快到了驻马店。这时,一九二七年的春节已经来临。
驻马店特支机关在火车站南边路东的一所破旧的院子里。在我来到之前,张家铎同志任特支书记。张家铎同志是上海大学的毕业生,是党中央直接从上海派来领导家乡农民运动的。我任特支书记后,他专门负责农运和宣传工作,张绍增同志负责组织和工运工作。
我到驻马店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了驻马店特支支委会。
我首先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们听说用恩来同志亲自为豫南农民暴动作了指示时,十分激动,谁也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对小小的豫南竟是那么关心。
张家铎同志谈了确山农运的形势。
此时,确山的农运工作已经开展起来。在马尚德(即杨靖宇)、张家铎、张耀昶、刘清凡等同志领导下,确山县几位有威望的红枪会首领已被我党控制,而且还争取了当地的开明绅士张立山和欧阳炳炎。
我们支委们根据确山的形势认为,确山的情况是好的,但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看,暴动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一是还没有得到北伐军北进河南的确切消息,二是农民武装还不够强大。然而,群众的情绪却十分高涨,他们甚至希望马上就拿起枪杆子去打县城。长期生活在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饱受横征暴敛之苦,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马上暴动,情况会完全象周恩来同志估计的那样,周围的军阀决不会袖手旁观,暴动之后农民军会马上陷入孤立无援、腹背受敌的境地。
我们支委会的意见马上统一了起来,原来几位积极要求迅速暴动的同志,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于是,我们决定:成立确山县农民协会,以加强组织领导,便于发展武装。但行动要秘密进行,免得引起军阀的注意。同时,积极与北伐军联系,从全局利益出发,努力把暴动与北伐军进军河南的时机统一起来,争取主动。
会后,张家铎同志对我说:“你来的真是时候,要不真危险!”
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如果不是我及时带来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那情形会不堪设想。
事后,很多同志从内心佩服周恩来同志的预见能力。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特支正式批准确山成立县农协。农协代表大会在县城东古城的新庄秘密召开,会议选举了农协领导人员,马尚德被选为农协委员长,张家铎、张耀昶、刘清凡等十一人被选为农协委员。
之后,农协委员各负其责,使农协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尤其是武装力量得到了大大加强。二月底,农协会员已发展至十万人左右。三月初,我们派人去武汉与北伐军联系。
形势发展很顺利,但一部分红枪会首领又一次滋生了急躁情绪。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办公,确山红枪会首领之一张智才领了几个人来找我。
他人还没有走进办公室,粗大的嗓音却早冲进来。
“球,他不干我自己干”
我安排他们坐下,他问我:“咋还不干哩?”
我说:“时机还不成熟!”
接着,我又向他作了详细的解释。但他却毫不在意。
“咱手里的枪也不是做烧火棍用哩!他老魏(指魏益三)不也就那几个毛人吗?咱恁多兄弟都是吃菜馍咋的?”张智才反驳说。
我耐心地告诉他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说:“我们的暴动与全国的形势是密切相连的,我们首要担负的是为北伐军进入河南打开通路,所以,我们要从大局着想。”
“嘿!日得,他北伐军打他的,咱打咱的,啥相干哩!情干了,咱兄弟的命都不值钱,不怕死哩!不中,俺先带些弟兄打一下试试。”
我突然警觉起来,他的这种思想至少代表了一批人。他们的感情朴素,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但对斗争理论及斗争方式却极少掌握。我想起周恩来同志的话,“单有革命的热情不够,还要有革命的理论”,“武装斗争是革命斗争的最高艺术”,于是,我耐心地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最后,他们才勉强回去。
我立即找到张家铎,向他讲了发生的情况,他也立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一切都将功亏一篑。
“我马上回去一趟!”他说。
下午,他便回到了确山。
不出所料,三月一日,魏益三的二个连到城东南抢粮,这一下象拉着了一根导火索,群众的情绪一下子激愤起来。他们把抢粮的队伍打得四处逃窜,而后又鸣锣聚众。于是,四面八方的农协会员自发集结起来,准备即日攻打县城。情况十分危急。幸好就在当天,张家铎同志赶到,这才阻止了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被派往武汉与北伐军联系的同志因中途受伤,未能与北伐军取得联系。我决定亲自去一趟武汉。我的武汉之行十分顺利。在中央工作的任作民同志接见了我,他告诉我:国民政府已决定继续北伐,北伐军马上即可进入河南,你们可以迅速组织暴动。
三月下旬,我回到确山,我们马上开始了组织暴动的准备工作。
三
四月四日,鲜艳的红旗飘扬在城东关的大操场上,全县的农协会员们精神抖擞地从四而八方纷纷涌来,上午九时,已集合起二、三万人。他们切断了电话线。占领了火车站,扣押了图民党县长王少渠。
农民协会庄严地向王少渠提出:取消苛捐杂税、不准拉夫派车、交出四大劣绅、放出关押的穷苦百姓等十项条件,要他迅速作出答复。然后,把他放回城里,而王少渠一入城内,便放跑了四大劣绅,并与城内驻军勾结,企图负隅顽抗。
当天夜里,农民协会成立了攻城指挥部,马尚德、张家铎、张耀昶任总指挥。次日开始强攻县城,近二百门上炮架在城南的山上,炮声抢声和农民军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在驻马店特支的领导下,汝南、遂平等县的农民协会也纷纷前来支援。
土炮打塌了炮楼,炸开了城墙。城门被打开。农民军潮水般攻入城内,县长王少渠被活捉,军阀魏益三部的旅参谋长李省三等带所剩无几的残兵败将,狼狈而逃。
暴动胜利成功!十五日,北伐军便到了确山,农民协会召开了大会祝贺北伐军胜利进入河南向北挺进。确山农军圆满地完成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的任务,同时,北伐军的挺进中原使得军阀不敢对确山轻举妄动,借此,确山农民协会迅速巩固发展了大好形势。
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慰问团,在武汉国民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于树德(中共党员)的带领下来到确山慰问。随后,北伐军总政治部前方特别工作组组长胡伦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五大代表袁达时也先后到达确山。他们与确山农民协会领导同志在一起讨论了确山的政权建设问题。四月二十四日,河南第一个县级农工政权—— 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诞生。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党必须有自己的武装,而且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立即组建了一支比较精干的农民军队,作为我们政权的依托。并选派了黄埔军校四期学员李鸣岐同志任总队长。四大劣绅逃跑后,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给农民协会写恐吓信,威胁农民协会归还他们的财产,并纠集了地主武装准备反扑,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多亏了这支武装,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周恩来同志关于建立自己的武装的英明论断的意义。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对确山的农民暴动和确山革命武装却怕得要死。当国民党政府向我党中央交涉时(这时国民政府已被汪精卫控制),陈独秀深恐得罪汪精卫,急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确山张围焘在确山火车站声色惧厉地命令在确山临时负责的赫俊夫等同志立即把政权和武装交给国民党。我们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武装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
确山的农民暴动震动了中外,英国《泰晤士报》惊呼:河南出现了苏维埃!它打击了军阀势力,显示了中国农民的巨大力量,而且创造了北方农民夺取革命政权的光辉范例。
确山农民暴动的胜利,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入豫中。粉碎了吴佩孚、张作霖妄图把北伐军消灭在豫南天然屏障之外的阴谋。
确山农民暴动把革命的种子播在了豫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确山的农民武装转战于确山、信阳一带,领导了刘店秋收起义,坚持了四望山斗争。从而,为后来开辟竹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经过暴动的锻炼,培养了一批革命战士,抗日将领杨靖宇便是其中的一个。
实践证明,确山农民暴动的成功与周恩来同志的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它是周恩来同志领导农民运动光辉正确思想的闪光。
(张建林、潘玉清整理,选自《中原烽火》)
岁月冲不淡的记忆
——忆在竹沟给刘少奇当警卫员的日子
苏 斌
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少奇同志率领中原局部分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从延安出发,经西安、渑池、洛阳等地,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层层阻挠,胜利到达了中原局所在地竹沟。
那天,正值竹沟军民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七周年。会场上飘荡着雄壮悠扬的救亡歌声,镇东清澈的河水中,倒映着竹沟秀丽的山影树姿。少奇同志身着整洁的灰布棉军服,稳步行进在我们这支“远征军”的行列前。
“你们看,前方抗战形势发展得多快!我们来的正是好时候!”少奇同志兴致勃勃地向身边我们警卫人员说笑着,神情是那么轻松愉快,让人一点也看不出他辗转千里的疲劳。
在河南省委领导同志的帮助下,中原局机关安置工作很快就绪,少奇同志被安置在镇中路北中原局所在地一个四合院里。从这一天起少奇同志那间座东朝西的房屋里,便亮起了一盏夺目的油灯。从此,竹沟——这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山镇,成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名副其实地成为领导中原人民抗日斗争的“小延安”。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少奇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白天,我们看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队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等同志,常到少奇同志的房间来。少奇同志聚精会神地听取他们的汇报,不时插几句话问一问,与他们一起研究工作。我们还看到三三两两身着军装、便服的陌生人一批接着一批来到少奇同志的房间。平时不大爱攀谈的少奇同志这时却与他们谈得很热火。我们进去倒茶水时,偶然听到三言两语,才知道这些同志有的是要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有的是要派到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
少奇同志除了在办公室工作,还时常到外面给省委各机关团体作报告。他特别关心省委党校、教导大队的发展情况,注意那里同志的政治思想修养的提高。镇北关帝庙内的党校教室、镇东教导大队的草棚礼堂,镇外西北角吴庄树林的党校露天课堂,时常回响着少奇同志慷慨激昂的声音。每逢他作报告时,听讲人员便会激增,人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年过四旬、对人严肃而不失和蔼的“胡服”同志。我们这些负责警卫工作的战士,常常被场内热烈的掌声所吸引、所打动。少奇同志靠着自己渊博的学识、深入浅出的理论、引人入胜的哲理,赢得了多少人的爱戴和敬重!
到了傍晚,少奇同志有时提出要去散散步。出外散步可以解除首长工作的疲劳!一高兴,我们四个警卫员:严昌辉、卢佑德、王炳忠和我便常常都跟了去。少奇同志爱沿着沙石铺成的街道出东门,来到沙河边的草坪地。这里有一个大操场,是集会、上操和娱乐的好场所,傍晚常有人在这里打篮球、唱歌、游戏。少奇同志时而颇有兴致地挤到人群里看球赛,给打球的人鼓劲叫好;时而也到唱歌游戏的人们中间走走,欣赏节目。有时还与闲步的人们拉拉家常。那时,为了工作需要,少奇同志化名为“胡服”,没有公开身份,许多同志并不知道他就是刘少奇。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是位可亲可近的首长。
那天,少奇同志站在沙河边,出神地眺望着远方逶迤起伏的伏牛山脉、桐柏山脉,神情是那么专注,那么凝重,任凭河风吹乱他那已经渐显斑白的鬓发,掀动他那单薄的灰布军装的衣角……许久,他回过头对我说:“小鬼,将来要是鬼子打来了,你敢不敢进大山打游击?”
“敢!只要有首长率领着,到了哪里我也不怕那些小日本鬼!”我挺起胸膛回答着。这时,我才知道:少奇同志即便是在休息时,心里也在考虑着国家大事,考虑着如何开辟新的中原抗日战场——首长啊,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费了多少心血呀!
少奇同志有着坚韧顽强的工作作风。散步归来,更紧张的工作学习便开始了。每天晚上,少奇同志都要看书学习,伏案写作。一学就到深夜一两点,一写就到凌晨三四点,达已成了他的习惯。
瘦,已经很深了。少奇同志屋里的那盏油灯还在闪闪发光。我们警卫员见他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心里很感不安,很想走到灯旁悄悄提醒他:首长,您该休息了!可是,油灯旁的身影总是毫无倦意,那清癯的面容总是那么精神焕发。我们怕打扰少奇同志的思路,只好在窗前石榴树下静静地站立着,守卫着那盏明灯,伴随着少奇同志送走一个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一个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该给首长倒茶了。”每隔个把小时,我们便轻手轻脚走进屋给少奇同志倒茶水。我们常常看到:他的那个大白茶缸里,上次换的热茶仍旧原封未动,只是早已变凉了。我们只好再换上热的。原来,少奇同志专心看书写作,竟没有察觉到我们给他换茶,连喝茶也忘记了。然而,那个由若干个薄铁片组成的“镇脑器”,他却忘不了使用。每到下半夜,他便把那个宝贝套在额上,帮助他保持头脑清醒,坚持连续工作。有时累了,他便到院子里透口空气,踱踱步。为了不影响别的同志休息,他总是轻手轻脚的,连咳嗽一声都要走到院子的角落里。
“得换个方法催首长休息!”看来用倒茶的办法是不能够催促少奇同志休息了,我们轮流陪伴他熬夜的警卫员常为这事苦思冥想。有时我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给少奇同志打来洗脚的热水,放到他跟前,并喊道:“首长,洗脚吧。”
“哦,我这就洗。”少奇同志应答着,身子却没动一动。
“首长快洗吧,再不洗水就凉了!”隔一会儿,我们又进去催促他,想用这个办法让他早点休息。开始还有点效,后来也不灵了。
少奇同志就是这样坐阵中原,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在中原各地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和具体部署。他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讲演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党校礼堂的一次党员干部大会上,少奇同志到会作报告,又一次论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我见他拿着那个硬壳赶本子,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我又一次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珍贵的笔记本啊,你记载着少奇同志多少个不眠之夜,凝聚着他的多少心血啊!
少奇同志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内文件、电报等,除了必要人员外,他是严禁无关人员翻阅的。我们到达竹沟一个多月后,他的夫人也从延安来到这里。即便是夫妻之间,少奇同志也遵守着严格的纪律。有时,秘书不在身边,他看完电文,便亲自送还机要室。有一次,我正与他的夫人在屋里生炭火,译电员送来了中央电报。他的夫人好奇地刚想探头看看,少奇同志便连忙对她说:“快去生炭火吧,不然夜里要受凉的。”借故支开了她。
少奇同志有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到竹沟后,他住的是普通民房:三间房子,他住南屋,我们警卫员住北屋,中间就作为他的办公室。少奇同志睡的床是从老乡家里借来的“牙子床”,床单是土布的,仅有的一条印花“洋布”面棉被,上面还打了两个补丁。房间里唯一醒目的要算他的书架了。考虑到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当初做书架时,少奇同志特地吩咐做成活动的折叠式的:支起来是书架,合起来是书箱,随时可以挑上就走。可是,就连这个他非常珍贵的书架,也没能油漆一下,白木白茬,一直使用到抗战胜利。
在竹沟,少奇同志一直坚持不另开小灶,和我们吃一锅饭,吃的是每天五分钱菜金的伙食。我们四个警卫员谁也不懂烹调技术,弄了个小锅自己煮饭炒菜。饭煮得时生时糊,菜炒得时咸时淡,而少奇同志从未谈论过生糊咸淡,总是津津有味地吃着。他越是这样,我们心里越不是滋昧,觉得没有照顾好首长。记得当初从延安来竹沟途经泌阳时,省委派去接少奇同志的人请我们吃了大米和鲜鱼,把少奇同志高兴得边吃边夸奖米香鱼鲜。这一点,只有我们当警卫员的理解:当时首长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啊,别说吃鱼了,就连少奇同志这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都难以弄到,只好让他和我们一起天天吃掺着豆腐渣的窝窝头,喝高粱面粥。有时,我们想给少奇同志改善生活,就跟副官说:“想办法买点鱼或肉,打个牙祭吧!”可是,少奇同志见丁鱼或肉就要问:“这东西从哪里来的?”并强调说:“以后不要这样搞。我们能吃上素菜,生活就不错嘛。前方的战士生活很苦,他们比我们更困难。”
少奇同志患有胃病。有时坐夜坐长了,我们便在炭火盆上烤些馒头干让他充饥。少奇同志津津有味地边吃边风趣地说“烤馒头干好,又能当饭,又能治胃病。”
少奇同志有抽烟习惯,工作或作报告时更离不了抽烟卷。至于烟卷质量好坏,他从来不在乎。有时,我们想办法给他搞几盒十支装的“哈德门”,他便免不了夸我们几句“小鬼有办法”。
少奇同志十分热爱、敬重毛主席。在延安时,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少奇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隔不几天,他就要到毛泽东同志住的窑洞里,与毛泽东同志交谈,每次谈话回来,他的情绪总是十分高昂。他常对我们讲:“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英明领袖,是在革命斗争中将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最终胜利。我们大家都要向毛主席学习。”到竹沟以后,少奇同志更是紧密依靠党中央的领导,通过电台和交通,与延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有重大决策。总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少奇同志自己过着艰苦的生活,却时时忘不了远在延安的毛主席。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搞到几条大鱼,心想:这下可要给少奇同志补养补养身体了。少奇同志看到鱼也十分高兴,但随即又吩咐我们只将两条小的做了汤,让大伙在一起会了餐,其余的都交给省委陈少敏同志风下保存起来,以便有机会把这些鱼带到延安。送给毛主席。
自从在延安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后,一年多来,我随时随地都受到他的亲切教诲和帮助,使我逐步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增添了智慧和力量。我曾不止一次地想:我是在首长身边成长起来的,首长奔赴到哪里,我就跟从他到哪里,当好警卫员,总不离开他。
令人难忘的是:一九三九年夏季的一天,少奇同志把我和卢佑德叫到他的房间,亲切地说:“小鬼呀,组织上确定,让你们俩到军事教导队去学习……”。
我一听,感到很突然,心里想:我怎么能离开首长呢?
“这是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我相信,你们会上好的!”少奇同志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们说:“我们党要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得不断为各地培养输送大批懂政治、懂军事的干部。为了人民,力求前进。这是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
少奇同志一席话,道理讲得很透彻。我们欣然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我和卢佑德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少奇同志。他握着我俩的手说:“希望你们到教导队后,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
在军事教导队学习期间,我和卢佑德两次去看望少奇同志。他亲热地问长问短,一再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并把自己的笔记本和钢笔送给我们。想到少奇同志的亲切教诲和勉励,我们学军事、学政治的劲头更高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从军事教导队提前抽出来,挥泪告别了少奇同志,告别了我们一起战斗过的竹沟,奔赴豫鄂边区的随县北部,到第三游击队三中队工作,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后来,我了解到,我和几个同志调到随北是鄂中特委向少奇同志汇报随北工作时,提出了在桐柏山周围开辟战略区的计划,同时讲了缺乏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的困难。少奇同志听了汇报非常满意,同意想办法调军事干部到随北。少奇同志为了发展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连自己身边仅有的几个警卫员都拿出来送到前方,真是操碎了心,费尽了力啊!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心潮翻滚不已:从小就当放牛娃的我,如今作为党的干部被派到随北,这全是少奇同志对我关心和培养的结果。他对我寄予多大的期望啊!我深深告诫自己:虽然自己离开了少奇同志,但他仍在指挥我战斗,我决不能辜负少奇同志的教诲,时时处处严以律已,努力学习,奋勇杀敌,为了人民努力前进!
(金雷整理,选自《中原烽火》)
彭雪枫在竹沟
张学忠
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在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彭雪枫同志,结束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工作,奉党中央之命,由山西临汾抵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在竹沟期间,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和统战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发展地方武装和对国民党西北军及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雪枫同志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打开河南抗战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威慑众匪徒
当时,竹沟周围的土匪及地方反动武装,不时对我游击队进行骚扰。雪枫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同王国华、周骏鸣等同志研究了对策,决定把红军游击队及雪枫同志从临汾带来的党政干部连同一个步兵排的武装,加上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地方干部数百人统统组织起来,扛着两挺苏联造转盘机枪,在竹沟四周来了个威慑众匪徒的武装大示威。我们的部队在彭雪枫、王国华、周骏鸣带领下,先后到石滚河、邓庄铺、高邑、马谷田、冷水铺、谷山冲、瓦岗、老庄等地转了一圈。每到一个地方。雪枫同志总要讲话。他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抵御土匪侵扰。雪枫同志这一办法果然有效。通过这次武装大示威,我军军威大振,竹沟四周的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则闻风丧胆,就连最顽固的泌阳劣绅王友梅对我们也另眼相看了。昔日土匪及地方反动武装骚扰、侵袭我军的事件大为减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收编绿林武装
彭雪枫同志到竹沟后,十分重视抗日武装的发展与巩固。他首先帮助王国华、周骏鸣同志将豫南抗日独立团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实有兵力不足一个团)。同时,对一些绿林好汉及地方武装,采取改编的办法,使之成为抗日的队伍。当时,豫南的“杆子”很多,有十多人一股的,也有百多人或数百人一股的,这些“杆子”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为当地破产农民。在竹沟附近有两股较大的绿林武装,一股以安可祥为首,一股以段永祥为首。他们各有七八百人,二三百条枪,百十匹马,这就是在泌(阳)、确(山)、唐(河)三县交界处有名的安团与段团。这两个团以前曾与我红军独立团有过接触。为了改造这两支绿林武装,雪枫同志指示八团派周国林和同情我党的邓庄铺联保主任李耀堂去做安、段的工作。周国林同志代表我地方党委向安、段申明抗日大义,希望他们以周家民族利益为重,与我党联合抗日。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他们接受了我党的立场,同意将他们的队伍改编为抗日武装。但是,改编后由于我们财政困难,发不出粮饷,“杆子”中的有些人恶习难改,常在驻地抢劫、骚扰群众,民怨益甚。为了彻底将这两股“杆子”真正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遂决定将其整编。改造安团的工作,交周骏鸣同志负责,在信阳的邢集镇进行;段团在竹沟集中,由雪枫、张震同志负责整编。
邢集方面因有八团队这支武装,安团的整编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在竹沟,我们仅有一个排的武装,要整编七八百人的绿林武装,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在此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足智多谋的雪枫同志,制定了智取的方案。他以开“联欢会”的名义,请段团来竹沟集中,而后乘机解决之。
在下令段团到竹沟集中后,为使其不致生疑,我们给段团划分了宿营地,叫他们派出设营组设营,使他们安下了心。然后,雪枫同志亲自请段团长吃饭。这个家伙是个彪形大汉,腰间插着两支张着机头的二十响驳壳枪,随身带着一帮身带短枪的马弁保镖。雪枫同志神态自若地把段团长让到里屋入席,举杯时使了个眼色,机智勇猛的警卫员程朝先同志,立即扑上去抱住了他,下了他的双枪。同时,外屋的手枪班也一下子解决了段永祥保镖的武装。与此同时,我们把段团全体官兵集合到竹沟东面操场开“联欢会”。会后,请他们到南面学校吃饭,枪支都架在操场上。在上第一个菜时,一声令下,冲锋枪排的战士们封住大门,顺利地解决了段团。然后,又派人骑上段团带来的二十余匹马,到段团设营地解除了设营人员的武装。
根据党的政策,除将一些不愿留下的人员集中教育后遣散回原籍外,其余人员和安团一起整编为两个营,充实了八团队,由周骏鸣、林凯同志率领,开赴到皖东抗日前线。这支部队,后来成了新四军第一师的基干力量之一。
清除关门主义倾向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徐州、开封相继沦陷,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至竹沟。后来,中共中央中原局来了,学者教授来了,各地的爱国青年学生也涌向竹沟,形成了一股革命的洪流。这一期间,先后抵达竹沟的领导同志有河南省委朱理治、陈少敏、危拱之、谢邦治、肖望东、李先念、罗炳辉、谭友林等,加上原有的领导同志彭雪枫、王国华、刘子厚、张震等,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荟萃于竹沟的文化界知名人士中,有著名学者、河南大学教授范文澜、嵇文甫,木刻家刘岘,留学日本的老裴、王子光以及汪洋、高维进。同时,中央还从延安派来了不少红军干部及政治、文化上作者。竹沟沸腾了,延安化了,人们亲切地把竹沟称为中原的“小延安”。
随着形势的发展,竹沟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它已成为我党在华中抗战的指挥部和战略基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则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是临近战区的近后方,随时有遭受日寇进攻的危险;它又是处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的包围之中,所以,它随时又有遭受国民党顽固派袭击的可能。因此,周恩来同志对竹沟根据地的工作十分关心。他指示河南省委,一定要重视后方工作,重视竹沟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他说:“不要说革命,要饭的还要有个屏障和依托。”他着重指出,凡是主张共同抗日的友军,国民党省、县、区机关,地方实力派,都要广泛联系,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这一指示,河南省委成立了统战委员会,雪枫同志任主任委员。他根据统战对象的情况,抽调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王恩九、刘贯一、夏农苔、方中铎等人,组成精干的工作班子。为了尽快打开统战局面,雪枫同志王持召开了豫南特委搞统战工作的有关人员和省委统战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上,雪枫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特别着重分析了豫南的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实力派的情况。他指出:豫南各地的国民党驻军,多系冯玉祥西北军旧部,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在他们内部,不仅有我党同志在工作,而且还有不少爱国将领和中下级军官,他们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不满情绪在与日俱增。地方实力派则是封建领主式的土皇帝,他们各自为政,彼此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些条件,对我们开展统战工作都是极为有利的。会议对豫南特委旧统战工作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雪枫同志还对少数基层干部对我党同国民党上层搞统战思想不通,认为是“右”了的糊涂观念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他说,之所以有少数同志思想不通,这并不能责怪他们,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是我们还没有把党的统战政策宣传到家喻户晓,还没有使党内外群众,甚至包括开明上绅等上层人物自觉地和我们站在一起。为了对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进行一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遂决定于三月十二日在竹沟召开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大会。但是,对召开这样的会议,有些同志还是思想不通,认为我们纪念国民党的总理会产生很坏的影响,还有些同志说这是投降主义。这种思想的产生,对于作好统战工作极为不利,所以,雪枫同志不厌其烦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他说:“执行政策正确与否,就看这政策对革命、对人民是否有利。比如,不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不改编红军,就没有现在这样的抗战形势。为了更广泛地团结抗战力量,举行这样的活动是完全必要的,更何况孙中山先生本身就是支持革命的。”经过雪枫同志的耐心说服,近万人的群众大会如期在竹沟东门外广场召开了。雪枫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大会,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基层干部和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会后,雪枫同志还派出专人对基层的统战工作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检查。经过种种努力,及时纠正和克服了基层党组织中一些同志由于思想跟不上形势而产生的关门主义倾向,使某些同志对统战工作的糊涂认识得到较好的解决。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雪枫同志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制定出了一个周密的统战工作计划。这个计划,把当时我们的统战工作划分为四个方面:一、确山以东的汝南专员公署和以西的南阳专员公署;二、驻在信阳的国民党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和驻在南阳的十三军张轸部;三、竹沟四邻的地方实力派、学者和社会名流;四、各种文艺团体。这其中,两个专员公署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应该说,党决定彭雪枫同志到竹沟工作是人地相宜。一方面,雪枫同志早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又有着同国民党搞统战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他是河南镇平人,族叔彭禹庭曾在冯玉祥西北军供职多年,回乡后与宛西地方实力派别廷芳合作办理“地方自治”,和别廷芳建立了密切关系,别曾公开声称,他是彭禹庭办自治的“继承人”。彭雪枫少年时代,曾在冯玉祥西北军官佐子弟学校读书,与驻信阳的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新编第二十七旅旅长刘汝珍(系刘汝明胞弟)是同学。这些,是雪枫同志与国民党西北军和别廷芳搞好统战关系的有利条件。
雪枫同志派出曾在西北军历任冯玉祥先生机要秘书、甘肃省政府总务科长、甘肃省西路军总司令部少将粮秣总监的王恩九同志赴东线的信阳、明港、驻马店、遂平、汝南等地,尤以汝南专员张振江为工作的重点。张振江是个老西北,是冯玉祥先生的旧部。经过王恩九同志有效的工作,与张专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巩固了竹沟根据地的东部。在张振江的支持下,“汝南青年救国会”、“抗敌后援会”、宣传队、剧团等群众团体纷纷建立,并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半月刊》。汝南的抗日救国活动出现了较好的形势。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当我清剿竹沟外围的土匪时,张振江还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帮助我军剿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当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竹沟惨案”时,张振江拒不执行上级要他进攻我军的命令。在国民党第十三集团军少将参谋耿明轩指挥反动武装围攻竹沟的两天激战中,张振江始终按兵不动,待我军从竹沟突围后,他才派出一个大队敷衍了一下。
在西线,彭雪枫同志派出了统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贯一同志,赴泌阳、南阳、镇平、内乡等地,分别做南阳专员朱玖莹。国民党驻南阳十三军军长张轸、宛西地方实力派别廷芳、镇平县民团司令三金声的统战工作。
朱玖莹湖南人,系程潜的老部下。程潜在国民党中属左派,主张团结抗日,他的部下一般不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所以,朱玖莹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国民党十三军军长张轸(字翼三)的工作是比较难做的。他认为我军人少、枪少,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他态度傲慢地对刘贯一同志说:“和你们联合抗日可以。你回去和你们党中央谈,给我一万支枪,我跟着共产党干!”很明显,这是故意刁难。刘贯一同志毫不气馁,耐心细致地做疏导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说服了张轸,同我们建市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并捐赠我军二百支步枪和一批子弹。
别廷芳是宛西有名的地方实力派,拥有内乡、镇平、淅川、邓县四县政权。一九三八年夏,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南省第六区抗敌自卫军司令,宛属十三县的地方团队统归他指挥。因此,争取别廷芳与我党合作,对发展豫西南的抗战局面至关重要。由于彭雪枫是彭禹庭的本家侄子,而别延芳又与彭禹庭关系至密,雪枫同志就利用这个关系,积极开展对别廷芳的工作。刘贯一同志持彭雪枫致别廷芳的亲笔信至内乡,受到了别廷芳的热情款待。
刘贯一同志特别明确指出:“合作抗战,前途光明;与共产党磨擦,等于帮助敌寇。”
别廷芳态度十分诚恳地说:“愿与共产党合作,决不打共产党,更不当汉奸。”
“别司令既然不打共产党,那你为什么派吴定远团袭击我省委机关邓庄铺,拿走我们的东西呢?”刘贯一同志十分风趣地笑着问。
“那时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嘛,拿走的东西不是都已退还了嘛。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嘛!”说得两个人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别还郑重表示:“今后新四军或八路军需要帮忙时,我一定帮忙……”后来,别廷芳还派其抗敌自卫第二团王金铎部,驻在竹沟西部保护我们。一九三八年冬,西平,遂平等县大股土匪乘虚窜扰我竹沟地区,经联系,抗敌自卫二团王金铎部亲到竹沟帮我驱匪。
驻在信阳一带的国民党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刘军驻在泌阳的部队,距竹沟最近的仅几十里远。所以,不做好该部的工作,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
刘汝明部中早就有我党的组织,六十八年参谋长崔化朴就是我地下党员。崔化朴,河南荥阳县人,原名贡琛,字划璞(又叫化甫和化朴)。他是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所创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学生。由于他品学兼优,成绩超群,因而受到冯玉祥先生的垂青,被冯保送到陆军大学第九期深造。“陆大”毕业后,曾任冯玉祥先生的机要秘书、张家口警备司令和吉鸿昌将军的参谋长。后经冯玉祥先生推荐,到刘汝明部任参谋长。
一九三八年,雪枫同志刚到竹沟不久,六十八军中我地下党组织即派人到竹沟和我党接上了关系。为了争取刘汝明部同我党合作抗战,雪枫同志先后派贯一、王恩九等人,分别到六十八军做工作。刘贯一与刘汝明是旧相识,在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时,刘贯一曾为刘汝明创办过省政府的机关报。因此,刘贯一对六十八军及其主要将领的情况是极为熟悉的。而雪枫同志与六十八军新编二十七旅旅长刘汝珍又同为冯玉祥西北军“育德中学”同学。通过这些关系和渠道,我们积极开展了对刘汝明的工作。
与此同时,雪枫同志还指示泌阳党组织,在六十八军驻地发动群众与他们开联欢会,慰劳驻军,帮助运输,并动员进步士绅送匾额和光荣旗给当地驻军。这内外配合,使刘汝明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取得了显著效果。刘汝明不仅同情我党,还许诺说,决不与我军为敌,如果在我们遭到进攻时,愿意给子弹药支援。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竹沟惨案”时,国民党中央和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曾三次电令刘汝明六十八军派部进攻我军,均遭到刘汝明的拒绝。当竹沟我突围同志南下要通过六十八军防地时,刘即下令让开道路,让我军顺利通过,使我突围同志得以安全转移。由此可知,我党对六十八军的统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此期间,我党还与驻桐柏的七十七军张克侠、何基沣部建立了统战关系。国民党七十七军的我地下党组织,派朱大鹏(现名朱军)到竹沟找雪枫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 七十七军原为冯玉样西北军。朱大鹏是雪枫在“育德中学”时的同学。后鳋我党与国民党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协商,征得其同意,以该军名义,组成了二百多人的“桐柏山区七七工作团”。这是一支能文善武的抗日武工队,由朱大鹏、崔济民任正副团长。七七工作团在桐柏山区宣传抗日,开展救亡活动,举办青年训练班,积极组织青年到竹沟、延安学习,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雪枫同志不仅派出得力干部做统战工作,而且他自己还亲自出马去做王友梅的工作。王友梅是泌阳的著名劣绅,亦是最顽固的“地头蛇”。他曾于一九三七年冬,勾结别廷芳部吴定远团,进攻我鄂豫边省委机关所在地邓庄铺、焦竹园,抢走友军张舫捐赠我军之军装、布匹等物资。经过雪枫同志工作,终于争取了王友梅同我们合作。王友梅不仅全部赔偿了过去抢走我们的物资,而且还支援了我们一批粮食和枪支。后来,王还要求我们派干部帮助他办泌阳抗日青年训练班,雪枫同志即派刘贯一、方中铎同志常住在那里。泌阳“青训班”名义上是王友梅办的,实则为我党所掌握,成了我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合法场所。
同时,我们还与信阳县长李德纯、桐柏县长朱锦帆建立了统战关系。李德纯(后易名朱毅)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率领信阳常备队参加我军,被改编为信阳挺进队,李任司令。该部于一九四一年编入新四军第五师。
一九三八年七月,雪枫同志同秘书黄林和警卫员刘吉庭等一行四人,赴西华、扶淘、周口,对西华县长楚博、扶沟县长魏凤楼和周口专员刘莪青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我党合作抗战。后来,楚博、魏凤楼都参加了共产党,对西华、扶沟抗日武装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刘莪青亦与我党取合作态度。
同年八月,雪枫同志又赴洛阳会晤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向程阐明我党联合抗战的主张,要求程对我八团留守处予以保护,同时向程提出我党在洛阳设立办事处的要求。在洛期间,雪枫同志还召开了豫西特委会议。会上,他报告了与程会晤的情况,并指示在他离洛后,由王志杰同志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就建立洛阳办事处的问题,继续同程谈判。
由于雪枫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我党先后和汝南、南阳、周口三专署,宛西地方实力派别廷芳以及泌阳、信阳、舞阳、镇平、西华、扶沟、桐柏、确山等县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十三军、六十八军、七十七军,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等建立了统战关系,这对发展中原地区抗战的大好局面,对竹沟地区根据地的巩固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都起了重大作用。
创办竹沟教导队
发展抗日武装,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根本任务。随着竹沟根据地的不断巩固与发展。号称“小延安”的竹沟,影响日渐扩大。大批爱国青年从武汉、开封、洛阳、信阳及豫南各地纷纷涌向竹沟。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培训抗日骨干力量,省委决定在竹沟举办军政教导人队,由雪枫同志负责全面工作。
那时办学的条件极差,一无校舍二无专职教员,学员们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吃的是高粱糊粥拌豆腐渣。衣服及生活用品都是个人随身所带,学校没有任何津贴和补助。睡的是稻草窝。为了节省地方,滚大铺还必须颠倒着两头睡。随着学员的大量增加,住房的困难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雪枫同志带领男女青年上山,在一片歌声中,男学员砍树,女学员割草,仅几天功夫,就把盖房的主要材料解决了。雪枫同志又请了两个当地农民作指导,男男女女一齐动手,脱坯,砌墙,运送房草,架设粱檩。十余天之后,在竹沟东门外沙河东岸,一片新草房拔地而起,使那个由于土匪的多次侵扰而变得荒凉冷落的山沟小村庄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抗战的歌声响彻镇内外,“誓死不做亡国奴,要做中国的主人”的口号声在古镇上空、在沙河两岸回荡。教导队使用的是延安“抗大”的教材。雪枫同志还亲自撰写了《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原则》的讲授提纲,并以通俗易懂和大众化的语言亲自给学员讲课。他中等身材,瘦瘦的面庞,穿一身合体的灰布军装,腰束一条皮带,打着花纹整齐而又周正的绑腿,显得既潇洒又庄重大方。他讲起话来干脆利索,生动活泼,诙谐而又风趣。比如,他在讲解游击战术时,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作了这样的解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是俗话说的‘给敌人一个冷不防’,就是说象突然刮起的暴风、晴天下的迅雷一样,使人家来不及掩耳。”又如他在讲解什么叫“声东击西”的作战原则时,举了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打篮球的例子。他说:“篮球技术高明的朋友,当他传球给右边的战友时,往往是面向左边,而且还装出一副向左边传的架式。但就是在这一瞬间,他迅速而巧妙地把球抛到右边去了。”
为了让大家懂得一个深刻的道理,他还经常使用歇后语和谚语。比如在讲解“集中兵力打敌一点”的作战原则时,他说:“在战略上是打击敌之强者,但在战术上是打击敌之弱者。即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就是俗语说的‘瞎子吃桃,拣软的捏’。”
一次,他把国民党的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打仗作了一个比较,他十分风趣地说:“国民党军队打仗,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八路军、新四军打仗,是芝麻糖打滚,越打越多。”讲得大家哈哈大笑。听他讲课或作报告,始终都叫人很兴奋,从不感到枯燥或疲倦。
雪枫同志不仅自己讲课,而且还请省委刘子厚同志讲《政治经济学》,王国华同志讲《群众工作》和《豫南游击战》,曹获秋同志讲《敌军工作》,岳夏同志讲《统一战线》。
为了丰富学员们的文化生活,雪枫同志还仿照红军时代的“列宁室”,设立了“救亡室”,作为学员们学习和开展文娱活动的场所。他请危拱之同志给学员们教唱《国际歌》,还请留学日本的王子光同志教唱日本民歌《樱花》及简单的日语喊话。
竹沟教导队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九月,办了两期,为党培养了近八百名抗日军政人才。这些同志分别被派往新四军及豫南各地,他们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模范骨干作用,不少人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
智退夏团
竹沟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人民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当地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和土豪劣绅。他们经过一番密谋之后,联名上书国民党南京政府,诬告我党在竹沟发展抗日武装是用心不良。图谋不轨,要求派军队予以取缔。为此,蒋介石电令驻信阳的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兼信阳警备司令王修身
“派部前往彻查”。王即派其所部一八八团夏团长率部进驻竹沟,妄图制造磨擦,借机将我军挤走或就地取缔。当时在武汉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获此情报后,即令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前通知河南省委及雪枫同志。根据当时环境条件,省委决定采取避免军事冲突,巩固统一战线,继续发展大好形势的策略。在一八八团到达之前,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撤出竹沟,转移到邓庄铺、焦竹园一带;战斗部队进山隐蔽警戒;新兵补充大队,由陈康同志率领开赴皖东敌后,补充周骏鸣同志的八团队;只有教导队学员继续留驻竹沟。因为方中铎同志与驻信阳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王修身同为吉鸿昌将军的旧部,夏团长又是个老西北,所以我们就利用方中铎与西北军的关系,同夏团长拉关系,做他的工作。
当夏团抵达竹沟时,我方派方中铎同志身佩值星官的红绶带,骑马到数里之外迎接。留守处负责同志佩戴着八路军臂章,带领教导队的学员和群众,排着整齐的队列,在竹沟东门外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夏团长及其部下所看到的是一副副友好的笑脸,还有东寨门上那幅醒目的“欢迎友军”的巨大横幅,以及满街的红绿标语口号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住房。这一切,都使夏团长及其部下深为感动。
晚上,雪枫同志还特地请夏团长一行吃便饭,聊表接风洗尘之意。席间,他首先作了自我介绍,并送给夏团长一张上面印有“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名片,然后又将其随员一一作了介绍。当夏团长听到雪枫、方中铎等都是冯玉祥先生西北军官佐子弟学校的学生,王恩九曾是冯老先生的机要秘书、西北军少将,方中铎与王修身师长同为吉鸿昌将军的旧部时,大为吃惊地说:“哎时,还不知道诸位都是冯老先生的旧部呀!”
“是呀,我们这些老西北今天能在这里聚会,真是难能可贵!”雪枫同志笑答着对方。
有着丰富统战工作经验的雪枫同志,讲话的艺术亦很高明,他使夏团长不知不觉地由戒备一变而为友谊。在后来的多次接触中,雪枫同志向夏团长申明:“我们是按国共两党合作协定,奉八路军总部之命,来此协助整编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开赴前线抗日的。八团队留守处除留守人员外,多为伤病员和本军官兵家属,另有一个学兵队。希望夏团长对留守处的安全予以保护,并给予防止土匪侵扰的适量武器。”他还希望复团长发扬西北军反帝爱国的精神,在此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夏团长在竹沟期间,还参观了留守处和学兵队救亡室。他赞扬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并表示,回去后亦要按照我们的办法办起救亡室。夏团在竹沟驻了一个星期左右,把一个小小的竹沟镇里里外外仔细察看了数遍,并没有发现什么“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之处。于是,就向上级报告说:竹沟新四军非常友好,没有什么违反抗日宗旨的不法活动。嗣后,蒋介石亦在其致河南省政府的电文中称:竹沟留守处“与民间相安无事,所传各节均属不实。”
在夏团撤离后,河南省委机关、部队平安无事地返回竹沟,避免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所策动的第一次磨擦。至今,在竹沟一带还流传着“彭雪枫智退一个团”的佳话。
“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什么?”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日寇铁蹄踏进豫东。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动员平议、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组织群众发动游击战争。省委根据上述指示,确定要“建立一千五百到二千人的新四军,开展山地和平原的游击战争,把河南建成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此,省委派王海山同志到豫东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在豫东组成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由中共西华特委和国民党西华县长楚博合作建立的完全为我党所控制的拥有一千五百余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另一支是由中共豫东特委在原睢杞抗日武装基础上建立的一千八百余人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为了指导河南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雪枫同志于同年六月十四日发表了《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什么?》一文。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形势这样危急,时机十分迫切,光是提笔单靠开口已经不够了,到我们动手的时候了!”他还提出:“我们应该上下一致,万众一心”,来完成“保卫河南、保卫武汉、保卫祖宗坟墓、保卫家乡田园、保卫兄弟姊妹”的庄严战斗任务。
同年六月六日,开封失陷,豫东广大地区沦于敌手。为了指导敌后抗战,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雪枫同志于七月三日又撰写了《论在敌人后方工作》的文章。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在敌人后方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发动群众斗争;消灭敌人武装;建立抗日政权。这就是我们一切已经或者将要在敌人后方工作的民族英雄们的明确而又光荣的任务。”他还指出:“在敌人后方工作策略上的唯一原则,是使敌人的敌人越多越好,使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总之,在敌人后方工作,一切都是为着武装自己,一切都是为着消灭敌人!”我们的战斗口号是:
“一切为着战争,一切服从战争!”
“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游击区!”
“把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
雪枫同志的这两篇文章,对指导河南的抗战和敌后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向敌人手中要武器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的一天,雪枫同志正在办公室批阅着文件。警卫员刘吉庭领着两个身着紫花粗布裤褂的年轻人走进来。雪枫同志忙起身同他们一一握手。那个瘦高个从衣服衬里撕掉一块布,从中取出一个小纸片,那就是他们的介绍信。雪枫同志看完信问:
“哪位同志姓马?”
“我叫马庆华。”那个瘦高个、黑脸膛,年约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回答。
马庆华,河北唐山人。当过铁路工人,后来在郑州扶轮小学任教员。三八护党的秘密工作。
“我是杞县人,原大同中学教员,现任特委技术书记,搞交通工作。”另一位叫段佩明的同志自我介绍说。
接着,马庆华同志扼要地汇报了自一九三八年春省委派吴芝圃同志到豫东,在睢、杞两县抗日武装力量基础上,建立睢、杞、太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的经过。彭雪枫同志边听边站起身来,走到东墙上挂的军用地图前,用铅笔指向开封、商丘和淮阳,并把这三个地方用铅笔勾划出一个三角形的轮廓。
“从军事上讲,这是一个战略三角区。北边是陇海路,西边是新黄河。”雪枫同志边说边用铅笔从商丘向淮阳、周口方向划了一条斜线,这条线正与北边的陇海路、西边的新黄河形成一个大三角形。
接着他又说:“你们所处的位置,是大三角中的小三角。这里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我们共产党人不只是在山区闹革命,今天还必须在平原上建立抗日根据地。”
马庆华同志汇报说:
“由于特委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方针,使这支武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千人的队伍,除昨天还是种地的庄稼人外,就是教书的先生和青年学生。他们虽有较高的抗日热情,但都不懂军事。除了从苏联小说《铁流》上看些怎么打游击的故事外,没有一个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极缺乏军事干部。冬天一到,衣服和枪支弹药也全无着落。这些问题怎么办?芝圃同志要我们来请示解决。”
雪枫同志并未答话。他站起身,来同踱着步子,不时用拿着铅笔的右手敲击着左手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脚步问道:
“你们会唱那个《游击队员之歌》吧?”
两个年轻人只是笑笑,一时并未明白雪枫同志问这话的目的。
“你们笑什么,到底会不会唱呀?”
两个人认真地思索着。
“那歌子不是这样唱的吗?”雪枫同志面带笑容,用拿着铅笔的右手打着拍子,轻轻地唱了起来: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唱完一段。雪枫同志道:“嗯,就是这样解决问题嘛!”说着,他摊开双于,爽朗地笑了起来。马庆华与段佩明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也跟着哈哈地笑了起来。
停了一下,雪枫同志又说:“部队向东、向西北打出去,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就会把红缨枪、大砍刀换成三八大盖。红军在苏区时,也是一无兵工厂,二无弹药库。人民闹革命还不都是赤手空拳,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是历史证明过的真理呀!”
“我们明白了您的意思。那军事干部呢?”马庆华与段佩明几乎同时问道。
“军事干部,这是党的本钱,一定要派去!”
马、段二人听后满意地笑了。
“可是,军事骨干也不能全向上级要呀!应该依靠地方党委,在实际作战中锻炼和培养自己的指挥员,你们说这道理对吗?”
听到这里,两个青年人突然收敛了正在焕发着的笑容。他们生怕连一个军事干部也带不正,就急切地问道:
“彭处长,这次让哪些同志跟我们一起走?”
雪枫走到他们向前,十分亲切地说:“同志,你们不要心急,请你们先回去,并转告芝圃同志,不久我们就要在豫东会师了!”雪枫同志伸出手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再见!我们准备在豫东欢迎你们!”他俩一边用力地握住雪枫同志的手,一边高兴地说。
马庆华和段佩明虽未带走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但在踏上归途的时候,他们却觉得身上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仿佛身后跟着千军万马。他们愉快地告别了竹沟,迈着大步,走向远方。
开辟第二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春夏,豫北豫东沿铁路线的地方相继沦陷,中原形势日趋紧张。省会开封大中学校,诸如河南大学、开封女师、开封师范、开封高中等陆续迁到宛西。在我党领导下,南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展开,群众性的抗日团体纷纷建立,如南阳抗敌后援会、南阳妇女抗敌协会、宛属平津同学会、内乡抗敌保乡会、镇平青年救国会、南召战地服务团、方城宣传工作团、邓县旅外同学会等等,并创办了《救亡周刊》。此外,开封河南省立第五、七、九、十一小学战地服务团和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话剧队等亦在那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此大好形势下,宛属各县的民众抗日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南阳、镇平、南召等县,我党能够直接掌握的民众抗日武装各有数千人之众。是时,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河南省政府等党政机关及豫东各县的流亡政权机构亦相继迁至南阳。一时间豫西南便成了河南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中心。形势的发展使豫西南的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它已成为河南省军民抗战的重要后方。
中共河南省委十分重视豫西南的工作,曾先后派刘文、王阑西、李炳之等同志到南阳地区指导工作,并建立了南阳中心县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雪枫同志指示豫南特委调回正在陕北吴堡青训班学习的王永行等十余人到镇平,开展对自治派的统战工作。王永行等回到竹沟后,雪枫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交待了具体任务。他说:“日寇打通平汉线,必将占领武汉,向西进犯。”我们“要团结地方自治派和西北军旧部,发展我们的武装。在平汉线,我们计划要发展十万人,一旦日寇西犯,就开展武装斗争。”雪枫同志还向王永行明确指出:“你的任务是:回到镇平,帮助令兄王扶山,做好统战工作。”
为了加强豫西南的工作,省委遂将南阳中心县委扩建为豫鄂陕边工委。雪枫同志对工委的工作极为重视,并代表省委对工委的工作做了部署:“日寇的进一步侵犯,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政府现在武汉,而它的后方则在四川。我党中央现在陕北,如果日寇侵占西安、兰州,我们就需要另安后方。我们的后方放在陕南、鄂西、豫西南很合适。南阳党组织应利用这一形势向西发展,积极准备成立豫鄂陕边特委,创立一战略要地为我党的后方。”
根据雪枫同志的指示,工委立即调整了原来的工作部署,并将工委机关由南阳迁到镇平。为了加强对镇(平)内(乡)渐(川)邓(县)等县的领导,又增设了镇平中心县委。工委把在豫西南建立第二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工委领导下,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展抗日武装,壮大党的组织。经过一段艰苦工作,党的组织在豫西南各县均得到很大发展,一直发展到湖北的均县等地,并建立了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掌握了大量武装。根据上述情况,省委认为建立第二根据地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遂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作出在南召建立第二根据地的决定。后来,虽然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建立第二根据地的设想,却体现了雪枫同志胸怀全国抗战大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胆略及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誓师东征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指示河南省委,应将省委领导重心转向豫东。开创豫皖苏鲁边区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九月底,毛泽东同志电令河南省委:“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上述指示,河南省委决定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九月二十九日,山镇竹沟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在东门外的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红绿标语,五彩缤纷。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新四军游击支队出征誓师大会”的醒目横幅,使整个会场更加显得庄严肃穆。三百七十三名游击健儿列队整齐,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在雪枫同志带领下庄严宣誓:
“日寇侵境,大敌当前,我新四军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赴前线,英勇杀敌,开展游击战争。
“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友军,唤起民众,不收复失地,誓不生还!”
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誓词,是三百多个指战员的共同心声。他们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这钢铁般的誓言。
九月三十日,是游击支队出征的日子。这天早晨,竹沟的党政军民为子弟兵出征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省委负责同志首先代表竹沟人民和留守处全体同志讲了话。
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雪枫同志身穿深灰色军装,紧扎绑腿,腰挎左轮手枪,健步登上讲台。他代表全体出征的将士,致了简短的答词:
“同志们,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国家,党和人民派我们到敌人后方去,我们一定要勇敢杀敌,多打胜仗,并以此来报答党和竹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今天,我们就要出征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部队在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高举着抗日的大旗,在雪枫同志率领下,开始了向豫东敌后的伟大进军。
(根据张震同志的回忆录及有关资料整理,选自《中原烽火》)
中原抗日根据地——竹沟
朱理治
一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央决定组织河南省委。不久,我们即在延安见到周骏鸣同志。他是从确山游击根据地出来,找上级领导的。从他的报告中我们才知道,他和张旱江、王国华等同志,经过长久的斗争后,已经在竹沟一带发动起游击战争,建立了一支红军游击队。
当时,正值国共谈判合作抗日。因此,有些同志设想,为了国共合作,把这个武装解散了。省委根据毛主席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为了削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并不承认竹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成功与否,和竹沟游击队的存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为了抗日,为了促进合作,我们相反更应当保存并扩大这支队伍和根据地。但是游击活动的方法,需要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加以改变。这即是应当执行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来大力扩大游击队的武装,并和当地的开明士绅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将来抗日武装,并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一处抗日的据点。
省委将这个意见向中央书记处提出,毛主席和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方针,周骏鸣同志带了这个指示回到竹沟。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了。这支游击队在周骏鸣、王国华等同志领导下,很快发展为三个营。经过周恩来同志和国民党谈判,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由周骏鸣同志率领开往皖苏鄂敌后抗日,归长江局和新四军总部领导。在竹沟设立八团队的留守处,由于国华同志担任留守处主任。这是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的事。从此竹沟便开始成为在中原地区支援援和组织抗日力量的后方了。
二
毛主席十分重视竹沟在中原的战略意义。在八团队出发之后,派遣了内战时期的名将彭雪枫同志担任河南省委的军事部长,并住在竹沟。不久,省委从开封搬到竹沟。
一九三七年底,华北各地相继失守。省委看到中央文件和刘少奇同志在临汾失守后写的文件,把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华北党的中心任务,颇有启发。当时已经看到,中原失守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制定了河南的中心任务,准备敌后游击战争。一切工作均围绕这一中心任务。
根据这个总的方针,我们一方面在留守处扩大党的武装,开办教导队,开办党校;另一方面在河南各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党员,开展统战活动,准备武器、队伍。当时省委提出了为准备十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这即是事先做好准备,只要敌人打来,我们要不失时机,立即在各地发动十万游击队。当时决定吴芝圃同志在豫东准备,刘子久在豫西准备,刘子厚、危拱之到豫南准备,我沿平汉线南下,做了布置。
一九三八年夏,日寇发动对豫东进攻,豫东沦陷了。但由于国民党在花园口决黄河堤,敌人被阻在新黄河以东,只有新黄河以东的县份沦陷。这些地方,在省委委员吴芝圃和豫东地委沈东平、王其梅等同志领导下,在竹沟派出的“肖大队”配合下,发动了几千人的武装。不久,中央和省委决定彭雪枫同志将竹沟留守处和教导队三百余人开往敌后,汇合与领导了这些武装。他们在不断斗争中组成了新四军第四师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开会了。中央为了加强对中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原局,派少奇同志为中原局书记。
中原局驻在竹沟。少奇同志在竹沟为中原地区的革命工作,做了全面规划,并且亲自在竹沟指挥中原地区敌后抗战和大后方的地下工作。少奇同志在竹沟时,还向中原局的干部做了《论党内斗争》等重要报告。以后,少奇同志又亲自去敌后四师及新四军总部领导敌后游击战争。从此,中原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因为得到了正确的领导,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继续在竹沟扩大武装,扩大教导队,办党校,办各种训练班,出报纸。河南及大后方青年踊跃前往,在这里受到训练的党员和群众前后有三千余人,分配到敌后和部队中作干部。
一九三八年秋,敌人向豫南进攻时,信阳有两个区沦陷了。当地党委刘子厚、危拱之同志因为事先有了准备,立即配合信阳县长朱毅同志组织了二千人游击队。六中全会后,中央派了李先念同志来竹沟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并调来三十多位团级干部和一个排的老红军。省委决定李先念同志从竹沟率领一个精干的游击大队去信阳领导豫鄂边区的游击战争。后来又决定陈少敏同志从竹沟和信阳带了四百人去敌后,和李先念同志会合。
这时,湖北省委在鄂东以郑位三同志为首发动了敌后游击战争。鄂中沦陷后,在湖北省委陶铸同志领导下,也发动了敌后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鄂中、鄂东和豫鄂边的新四军抗日活动,首先向鄂东新四军留守处发动进攻。为了避免敌人各个击破,为了使这些武装形成一支鄂豫边区抗日的武装,少奇同志派我代表中原局,从竹沟带领部队和干部六百人去敌后和先念同志会合。并着手将鄂豫边、鄂中、鄂东敌后武装合编为一万人的新四军鄂豫边挺进纵队,以后改为新四军第五师。这支武装发展特别快,一方面是因为有中央抗日时期的正确路线,加之少奇同志亲自指挥,所以路线非常明确,没有走什么弯路。同时,又有中央派去的和鄂东南内战时期留下的几十名老红军干部。他们把老红军的优秀传统和作风带到新成立的部队里,很快地形成了模范和核心。
四
竹沟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大后方的一个人口不到千人的小镇,周围是顽固派的驻军和政权。但从这里却产生了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的一部分骨干队伍。难道国民党这样宽宏大量,允许进步力量在竹沟建立抗日的后方吗?难道国民党对竹沟在中原抗日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充耳不闻吗?不是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在一九三八年春,即下令解散竹沟新四军留守处,并一再下令国民党部队进驻竹沟。以后又三番五次布置对竹沟的进攻。但竹沟留守处终于屹立在大后方两年有余,不断打垮顽固派的进攻阴谋。当时依靠的是什么呢?
首先依靠的是全国人民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拥护和同情。他们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所以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身上。我们用八路军、新四军和党的名义向各方面进行了统战活动。上至第一、第六战区司令部,周围驻军司令部,各专员公署,下至周围各县政权,联保处,都有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活动。
利用国民党嫡系军和非嫡系军的矛盾,军队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开明人士和顽固派的矛盾。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力量,一次再次地粉碎了敌人进攻竹沟的阴谋。要没有这种活动,竹沟根据地早已不能存在了。
其次是依靠当地党和干部群众的密切关系。竹沟周围及河南的群众,在创立中原抗日游击战争队伍中,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要枪,他们把所能搜集到的枪都献给留守处。我们要人,他们则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留守处。经过训练之后,派到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充当基干队伍和敌后根据地干部。我们粮食发生困难,他们则帮助我们粮食。当时可歌可泣的事很多。
再次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要是没有自己的基于队伍,在竹沟也是不能立足的。但是在竹沟的部队不能放得太多。因为豫东、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和新扩大的新四军,需要有党领导下的骨干武装,作为核心和模范,来团结与影响敌后新扩大的武装力量。所以训练好的部队必须首先送到前方去抗日,再说,后方部队驻多了,经费也有困难。所以,部队经常留守在竹沟的只有二、三百人。但因为这是我党领导下有主义、有思想的人民武装力量,所以,顽固派和敌人便不敢轻易进攻了。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后,中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完整的政治、军事路线。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依照这条路线去做,无往而不可以取得胜利。加之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助手少奇同志又亲自来竹沟主持和布置中原局的工作,使得竹沟和各个中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获得了明确的方针。
五
以后,反共高潮起来了。一九三九年元月发生了平江惨案,接着在九月发生了鄂东国民党反动派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同时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已经在敌后抗战中逐步扩大了。更引起反动派对竹沟的仇视。当时,中原局和河南省委估计了这种情势,认为竹沟的历史任务基本上已光荣地完成了。当时再坚持这个根据地是困难的。所以,定下了逐步主动撤退的方针。但在撤退的过程中,国民党确山县的特务和部队发动了对竹沟的围攻。王国华同志率领当时的武装进行了英勇的还击,并胜利地组织了撤退,使绝大部分的干部安全地退出。其中有不少被敌人冲散的干部也均被当地的居民护送到龙窝和四望山新四军根据地。但同时有少数同志和积极群众,则遭到国民党的残害。
但后来不久,由竹沟培养出来的子弟兵又打了回来,接着全国解放了,确山人民获得最后胜利,反动派则遭到历史的惩罚。
在我结束写这篇一别十八年的确山竹沟镇的回忆时:
谨向英勇的、光荣的河南确山竹沟人民致敬!
愿当时为创立和保护竹沟抗日根据地及赴敌后抗日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一日于北京
(选自《中原烽火》,作者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回忆竹沟惨案
齐 光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竹沟周围的反共气氛日益明显。第五战区竟密令河南第八行政专员“将中原局组织部长兼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拿获法办”。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去敌后工作,临行时指出:“党在两年中,以竹沟为战略支撑点,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组织运送党的部队,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豫东独立游击支队,豫鄂边区独立游击支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有力地支援了中原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竹沟已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目前蒋介石特务和河南地方当局正在策划进攻竹沟阴谋。为了加强敌后工作,应当逐步撤退”。同时指出:“目前五战区继围攻五大队之后,正集中兵力,向党在豫鄂边、鄂中、鄂东部队进攻,准备消灭大别山周围我党部队,进而向东消灭战斗在皖中、皖东、苏皖边的新四军;为此,决定由朱理治同志代表中原局到鄂豫边敌后与李先念同志会合,并着手将豫鄂边、鄂中、鄂东敌后的武装部队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同时决定:撤销豫西区党委,将原来竹沟地区和豫西党的组织合并于河南省委,由刘子久同志任书记;撤销鄂中区党委,将鄂中区党委所辖地区连同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均并入鄂豫边区党委,由朱理治同志代表中原局领导豫鄂边区党委,陈少敏同志任副书记。河南省委仍设于竹沟八团留守处,中原局在竹沟毛家棚的秘密印刷厂交由河南省委代管。
刘少奇同志在布置了豫鄂边区工作后,于十月中旬与徐海东同志等一批干部从竹沟东进。从此,中原局进入苏皖敌后,加强了对中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
按照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指示,朱理治同志于十月中旬与刘子久同志办理了党的组织移交手续,即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和延安派来的大批干部、竹沟留守处一部分部队共六百余人挺进豫南敌后的四望山。
朱理治同志南下后,竹沟教导队一部分和大队部也接着自竹沟移往四望山。
十一月一日,信阳三区区团副曹身修在国民党特务的指使下,通过打人我地方武装的内线,率百余人在四望山地区外围婆婆寨捕杀我地方工作人员六人。这是河南地区特务制造的第二次事件,给我们敲起了警钟。
婆婆寨事件发生后,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驻在确山县城的联络站即被迫撤销。
十一月十一日的拂晓,国民党特务和河南地方当局策划已久的武装进攻竹沟的罪恶行动开始了。
进攻竹沟的部队,为确山县六个中队,由孙星南率领;泌阳县八个中队,由张广臣率领;信阳县两个中队,由张明泰率领,总兵力约两千人,由三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确山人耿明轩任指挥,并选择在我军分批开往敌后,竹沟留守处部队兵力大为减少之际,发动了围攻。当时驻在竹沟我八团队留守处的部队,有两个中队和尖山区委来的一个中队,青年队还有二十多支土造步枪,以及少数干部身边佩带的自卫手枪,共有步枪一百五十余支,苏联造转盘轻机枪一挺。
事变发生前,党通过内线情报已知国民党将在十一月十日夜间发动对竹沟的围攻。同时,刘少奇同志临行时,也曾一再叮咛,要留守处提高警惕,一旦有事,要注意东门的守备。因此,在十日夜间,留守处主任王国华同志曾经二次检查东门哨所。竹沟地委书记王景瑞同志三次向省委报告敌情,省委有意让竹沟地委撤出寨外,发动群众保卫竹沟,因为这一天下小雨,因而迟疑未决。
还是十日的黄昏时分,竹沟东门外的大街上来了一百多人的壮丁队,据说是六十八军的壮丁队,准备到泌阳去,因天色已晚,便住在竹沟的东街上。因为这支壮丁队是徒手的老百姓,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寨内寨外,主客之间相安无事,住过了一夜。
十一日拂晓,住在寨外的留守处教导队一个中队已经起床到河滩上和往常一样地出早操,住在寨里的部队因为昨夜过于紧张,打开寨门之后,开始休息。在这当儿,河东街上的牡丁队出发了,先头部队已经过了河滩,循着寨墙往南走去。后续部队约五十人突然闭进寨门,迅即登上寨楼,拿出暗藏的手枪,将我守卫东寨楼的一个班十三人全部杀死,一部分部队,已经深入到街中留守处的门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警卫部队的炊事班,正在做饭,听到枪声、跑步声,知道敌人已经进寨,便主动拿起武器,利用房屋作屏障进行坚决抵抗,使敌人不能继续深入。这时寨东南、东北两个碉堡的我军也开始了还击,切断敌人向寨内的增援。接着一中队后备队在队长和指导员的指挥下全部登上房屋,与进寨敌人进行逐屋逐院的争夺战,并派出了突击部队关闭了寨门。这时敌人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占据着东寨楼进行顽抗。
北门的枪声也开始激烈(竹沟原无北门,我军为了群众通行方便,将寨墙挖了个缺口作为通路),枪声起后,北门守备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用树枝、土袋等物临时堵塞了缺口。
敌进攻部队虽然众多,但战斗力非常弱,始终不敢接近寨墙,不敢进行强攻。但东、北两门的战斗仍较激烈,我军苏式转盘机枪声、步枪声此起彼落,象除夕的爆竹一样响声不绝。
在战斗开始后,住在寨外的教导队二中队被阻于寨外与敌且战且退。由于两门敌军距离较远,进攻部队不够坚决,在中队长朱钫同志率领下,自西门进入寨内,并向东门增援,激战至晚,终于肃清了东门里的残余敌人,战斗开始停止下来。
经过十个小时的激烈巷战,敌人在东门内外被打死打伤最多。寨内寨外碉堡附近,都可以看到当街横陈的尸体。带头闯入寨门的匪首丁参谋和他手下的几个打手都被我军打死在东门里的街上。在北门方面,敌人也被我军打死打伤不少。在战斗开始后,我保卫部门肃清了内奸、特务分子杨春堂的嫂子,内奸分子“杨大姐”等均为我枪毙。
在战斗中,指挥机关设在西寨门的碉堡楼上。省委研究敌情,沉着指挥作战。竹沟地委各同志坚守西北寨墙,给进攻的敌人以坚决回击。张旺午、周庆鸣同志在省委指示下往来指挥于东、北两门,指挥着当时唯一的新式武器——苏联式转盘机枪射击,给进攻的敌人以无情杀伤。因而,顽军的士气极为低落。在前锋突入,后援不继。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寨外,从而结束了第一回合的战斗。
事变发生的当时,适遇省委电台发生故障,因而,未能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原局发出报告,请求指示。
十二日这一天,敌军等待增援部队,只作一些侦察性的攻击。
省委决定在当夜突围。
由于西路敌军系泌阳地方武装,其中确一个大队由我党同志所掌握,省委已与之取得联系,决定由西门出发,向竹沟西南龙窝方向突围。
突围前,省委、地委都烧毁了党的文件,调整了武装部队和武器弹药;集结了各单位的人员、马匹、物资,安排了寨内的秘密工作。每人发给一条白布缠在臂上,在当夜十时许离开竹沟。
顽军进攻竹沟,是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有着周密的布置。因此,在进攻竹沟的同时,派出了信阳张健康的两个中队的二百人,在十一日午夜出发,进攻竹沟西南二十五里的毛家棚中原局印刷厂。
毛家棚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山村。印刷厂设在毛家棚村东金家湾西南一个独立的小山寨之内。对外是秘密的,伪装为竹沟留守处警卫人队,与群众完全隔绝,除了毛家棚地方党的支部书记外,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文化兵工厂;但不久以前,却发现了可疑的“货郎”自己爬上山来,鬼头鬼脑地进行窥探。
十—日拂晓,竹沟方面轻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从二十五里外的东北方传送过来,人们断定竹沟发生了战斗。谁都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因此,大家一方面忙着准备战斗,一方面殷切地期待竹沟省委的指示,但是,这一整天里没有得到消息。
十二日晨,时钟已经敲过八下,印刷厂职工六十余人。武装部队十六人吃过了早饭,警卫队长周植报告说:“山下金家湾方向发现了来历不明的军队”。当时我是这个厂的厂长,是这里的负责人。我站在寨墙边用望远镜一看,在五、六百米以外的金家湾东边的山根上,来了一支大约两百多人的便衣部队,从竹沟向金家湾前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金家湾,并向我方放出了两个人为一组的警戒哨,先头部队大约有七、八十人,未进村内,即由村后登山西进,其速度是用小跑步走,沿着山梁向西疾行。我立即判明,来的定是敌军,而不是我军。进湾部队为警戒部队,上山疾进部队为迂回部队,后续部队为主攻部队,其指挥员是一个有战斗经验的老手。
我立即下达了突围命令。所有职工除携带武器,只准背自己的一床被子和一袋米之外,什么也不准带,由总务科长李须章同志率领首先突围,警卫队由警卫队长周植同志率领占领寨南山的制高点临视敌人,掩护工作人员安全撤退。我和警卫员随在队伍的后边跟进。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全部人员已离开寨内。
当突围的工作人员爬上寨南一条山粱时,在我军西侧后方五、六百米的山上。已发现了敌人。一经发现,即开枪向我射击,子弹划过长空,“瞅、啾”作响。敌人的行动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职工继续疾进。当时我们爬上了最高的一个大山的山腰时,敌人已经追到我们侧后三、四百米处,向我工作人员密集射击,我工作人员立即走下山梁,循着山腰前进。这时,印刷厂的工务科长孙继库同志因为疟疾发作,汗流满面,喘息不止,掉队后与本队失去了联系,当时即惨遭杀害。
正当敌军向我徒手职工追击进入有效射程之际,我警卫队十六条步枪,凭借高山的岩石为隐蔽,猛烈地向敌人射山,敌人猝不及防为之惊慌失措,立即停止追击,印刷厂的职工得以全部脱险,在中午时分到达龙窝,与医院的同志会合,等待竹沟的消息。
十二日夜十时许,省委、竹沟地委率竹沟的省、地委机关干部以及武装部队约四百余人,从竹沟西门出发,经沙河南下,半夜间到达高庙山,在十三日晨八时许,在龙窝与中原局印刷厂的职工会合。同志们相见,双方一拥而上,互相握手,互相问候,激动地流下泪来。
我军撤出了竹沟,敌人在午夜进入竹沟。竹沟群众在惊扰中被搜查,所有的贵重衣物被搜掠一空。敌人连续在竹沟外围大肆搜捕革命的群众和干部家属。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团长周骏鸣同志在焦老庄的财产,被抄掠一空。
敌人继搜捕之后,进行了疯狂的屠杀。中原局印刷厂工务科副科长张潮音、女工武桂花、徒工刘克俭等人,在竹沟外小王庄医院被俘后,均惨遭杀害。医院的工作人员数十人被俘后,经严刑拷扣并受监禁。
竹沟突围后,省委除派出部队收容掉队人员外,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省委转往洛阳,主要干部化装离开确山;竹沟地委随着王国华同志带领部队坚持原地斗争;所有非战斗人员,编成干部大队,由我率领去四望山分配工作。
上午九时许,机关部队均离开了龙窝。
竹沟地委机关和部队在王国华领导下到达回龙寺,又与追击部队相遇,我控制有利地形,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敌人狼狈逃窜。在战斗中,留守处参谋穆学礼同志中弹牺牲。
十四日黄昏,竹沟突围的干部大队,经两天一夜的急行军,途经尖山、高粱店、草店、朱家大店、浆溪店和信、应,随三县边境地区的山溪小路,象闪电流星一样,机警地穿过了国民党六十八军、第五战区一纵队和信、随两县区乡部队无数岗哨,安全到达四望山根据地。
十二月间,竹沟留守处部队活动于确山太白岭、谷山冲一带。省委统战部长王恩九同志去明港前线六十八军竹作统战工作,在回谷山冲路上,为确山国民党地方部队曹茂臣部所俘,当场惨遭杀害。接着竹沟的我武装部队,也离开了竹沟地区,由于王国华同志带到敌后的四望山根据地。
竹沟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继罗山、杨家店惨案、信阳婆婆察惨案后,在河南制造的第三次惨案,也是豫鄂边地区继八大队、五大队事件后最大的一次武装围攻和反共大屠杀。这次事变历经两天一夜的防御战,和一天的追击与阻击战。我军指挥员、战斗员在党的领导下,以无比的英雄气概,以少数部队击破多数敌军的围攻,终于保卫了省委、地委机关安全突围,这是一次胜利的战斗。在胜利的战争中,留守处参谋穆学礼等以下二十余人英勇牺牲,二十余人负伤,医院中疗养员中原局印刷厂副科长张潮音以下十余人惨遭杀害;后勤机关医务人员,掉队人员三十余人被俘虏;竹沟地区抗日的进步群众数十人被杀害,上百人被绑架;群众的财产被搜掠,青壮年被逮捕。这是蒋介石的特务和豫南土顽阴谋策划下的又一次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
这次事变的发生,早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预见之中,刘少奇同志在事变前,从党中央来到竹沟,把中原局、豫鄂边区党委等上千的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转移到敌后,不仅避免了在与顽强作战中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加强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这对于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及我党部队在豫鄂边地区生存、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变前,河南省委由于刘少奇同志再三叮咛,对顽军的进攻基本保持了警惕。但省委政组不久,新来的刘子久同志到竹沟只有七天,省委、地委机关、医院、印刷厂等,还保持着非战斗人员达三、四百人之多,未能事先缩减分散、转移;而很多档案、文件也未能妥善处理。事变发生后,医院、印刷厂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很多档案文件不得不临时焚毁。
在十一月十日这一天,敌军进攻开始前,省委对顽军即将发动对竹沟全面进攻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应将敌情通知所有单位。但竹沟留守处连中原局印刷厂、医院这些住在竹沟外围地区的后方机关都没有给他们下达通知。这一切都证明留守处军事负责人在作战指挥上轻视敌人,在布置上是不周到的。至于王恩九同志在竹沟事变后,随着部队坚持活动,并以公开身份来往于国民党军队活动地区,为国民党逮捕惨遭杀害,尤足惋惜!
(选自《中原烽火》,作者时任中原局印刷厂厂长)
难忘的接见
回忆向毛主席汇报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
蔡中田
五十年代末,我任遂平县委书记。一九五八八年十月,毛主席南行途中经遂平县,在火车上接见了我们卫星人民公社的几个领导干部,听取人民公社的有关情况汇报。这是一次我终生难忘的接见。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在“反右倾”的推动下,全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一九五八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提出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六点一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二。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苦战三年改变落后面貌。这次会议后,我们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开展大办农业,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干起来,并首先在原杨店乡进行了小社并大社的重点试办。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发展,我们认为,原来的小社劳力少,资金缺乏,地域限制已适应不了当时大农业的发展趋势。四月中旬,我们将杨店、土山、槐树、鲍庄四个乡和张堂乡的一部分,共二十七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五月中旬,全县所有高级社分别合并成为二十五个大社;六月上旬,将二十五个大社合并为十六个社;中旬,又将十六个社合并为包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十个大农业社。这时,一些同志片面强调人的精神因素,把想象当现实,产量指标一再增高,放出了遂平县前所未有的所谓小麦试验田亩产三千八白二十一斤的“卫星”。这种虚报产量的做法,当时被视为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以号外消息予以报道,轰动很大,加之我们搞劳动工资改革,大办食堂,许多地方前来参观。接着,一些兄弟省区相继放出了更大的“卫星”,浮夸风愈刮愈大。七月中旬,我们根据上级领导同志的意见,将农业社改名为“人民公社”。八月初,全县十个人民公社合并为一个大型的“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原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为一个基层社。这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前,遂平县人民公社产生和发展的一些情况,也是毛主席要我们汇报的内容。
十月十三日,我正在嵖岈山检查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同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陈丙寅同志于下午六点前赶到遂平火车站,接受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当天小雨,我同陈丙寅坐拖拉机于五点多钟赶到火车站。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县长张庆林已在那里等候。从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那里得知,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我们听后感到非常荣幸和不安,不知道毛主席要问什么,我们应该说些什么。
晚上七点半钟,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由北而南徐徐地开进了车站。站内无其他人,非常寂静。等候在这里的我们几个人迎了上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同志从车上下来向我们打招呼,并把我们领进车厢。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史书记拿出一张白纸,要我写上我们几个同志的名字,接过去他又添上了每位同志的职务,递给了另一位同志。这位同志进了后面的车厢,约十分钟后走出来,说:“请您四位同志进去。”史书记领着我们往后走过四个车厢,来到毛主席的办公车厢门口。等在门口的一位同志关切地告诉我们:“室内很热,请把大衣脱下。”我们把衣服脱下挂在室外的衣架上。’车厢内白色的四壁,明亮的电灯,灰色的地毯,居中放一长条桌,桌两边放着单人椅子。
毛主席满面笑容地同几位领导同志走了出来。看见主席,我们高兴地齐声说:“主席好!主席好!”毛主席连声说:“好!您们好!您们好!”主席边说边和我们一一亲切地握手,并拿出散花牌香烟让我们吸。毛主席让我们坐,我们等主席坐下来才坐、主席在桌子东边北头坐下来,面向西,主席的南边是胡乔木、廖鲁言、史向生;桌子北又面南坐的是谭震林;我们四个人坐在桌子的西边,同主席对面。
坐定以后,毛主席拿着名单问:“谁是蔡中田?”我答“我是。”主席问:“蔡中刚同志,你是哪里人?”“我是山东沂水县人。”“你到遂平几年啦?”我说二年了。主席问:“来到遂平前在哪工作?”我说以前在上蔡工作。主席风趣地说:“有个上蔡,必然有个下蔡吧?!”我说没有,有一个新蔡。主席听后笑了起来,接着问道:“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回答说:我们没有别的困难,只是缺乏机械。主席点了点头,接着用铅笔在纸上写了“机械”二字。
问过我,主席接着问:“娄本耀同志,你是哪里人?”娄本耀回答道:“我是西平县出山寨的人。”主席微笑着点点头。史向生书记介绍说:“出山寨在西平县的西部,离山区很近,也算是本地人。”主席按照名单又问了陈丙寅、张庆林二同志的情况。这时,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同志提着茶瓶过来,给我们每人倒了茶。坐在一旁的一位女同志不时站起来照像。我们紧张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室内充满和谐的气氛。接着主席开始问社里的一些情况。
主席问:“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我说每人一年吃五百斤。主席问:“五百斤社员吃了吃不了?”陈丙寅说:“吃不了。”主席又问:“群众高兴吗?”娄本耀接着说:“群众可高兴啦。每顿吃四个菜,还有四个汤,群众高兴的快要跳起来啦!”主席问:“是不是象你们说的哪个样?”陈丙寅接着介绍:“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的好就拿出来展览。”主席听后笑笑说:“你们社里今年每人平均合多少产量?”我说每人合两千斤。主席点点头接着问道:“群众喝热水怎么办?是不是食堂里都吃一样菜?能不能炒个小菜,鸡蛋啦?”我说群众有热水瓶、吃小菜有小锅,有的自己搞点大椒、炒个鸡蛋吃着很方便。主席说:“到夏天可以弄茶罐。天冷了社员烧炕不?”娄本耀回答说:“这里群众不住炕,睡的是床,这边不冷。”
毛主席接着问道:“供给制群众吃饭不要钱,是怎样个不要钱?”我告诉主席:吃饭不要钱,吃菜不要钱,吃油盐不要钱,洗澡不要钱,治病不要钱。我们还打算算个大帐,以后穿衣也不要钱。主席听后说:“这么多的不要钱啦,社员理发怎么办?”陈丙寅同志同答道:“社员理发也不要钱,给理发员发工资。”主席问:“是不是有女的理发员?”我说有,不多。主席说:“可以让女的学理发。社员吃饭有没有饭厅?”我说有,有的饭厅可容四、五百人。陈丙寅补充道:“嵖岈山_管理区有一个饭厅可容一千多人,里边有代销店、俱乐部。”娄本耀也在一旁说:“饭厅内还可演电影、跳舞。”主席问:“群众会跳舞吗?”娄本耀回答道:“会,和兴管理区麦收后就学会了四、五个舞。”毛主席问:“县里有剧团吗?”我告诉主席有剧团,共八十多个人。主席又问:“都在哪里演戏?”我回答说在乡下演戏,群众看戏不要钱,剧团的演员也是发的工资。主席问:“下边有剧团没有?”娄本耀回答:“有,和兴有个文工团,能为各项工作服务,群众对它很喜欢。”毛主席听后点点头,笑着说:“很好。”
毛主席又问:“社员的组织生活是怎样组织的?”陈丙寅对主席说:“我们是军事化。”“嵖岈山几个连?”“七十一个连。”“多少营?”“八个营”。“管理区是个啥?”“是团。”陈丙寅一一回答了主席的问话。王席听后笑着说:“啊,你们还是团长啦。”接着又问:“女的有当连长的没有?”“有”“几个正职?”“十六个正职。”陈丙寅又接着回答。主席笑着说:“女的也能当正职,连长?”陈丙寅接着说:“女的还有当营长的哩!”主席笑着问:“女的会生产吗?”我说这个地区的妇女过去就会生产,锄地、收割、送粪、浇地都会,有的也学会了耩地。娄本耀在一旁接着说:“现在男劳力都炼钢铁去了。田间管理大部分是妇女干的。”主席问:“社员一天休息多少时间?”我告诉主席:休息八个小时。
主席接着问起幼儿园的事来了。“幼儿园是怎样管理的?”我回答说小孩白天在幼儿园,晚上就送回去跟他母亲一块睡觉。主席说:“好!很好!”陈丙寅同志接着向主席介绍:“嵖岈山管理区初建幼儿园时是老婆管理的,小孩不愿在屋里,光往外跑。以后没办法,给小孩买糖吃,吃完了又跑出去。”主席问:“怎么不子那?”陈丙寅解释说:“老年人不会唱歌,不识字,不会跳舞,小孩们不愿跟她。”我说老年人有些呆板,主席听后笑起束。陈丙寅接着说:“以后把老婆都换成高小毕业生,她们会唱歌、会跳舞、会教小孩识字,小孩都愿跟她们了。”主席又问:“没有中学生吗?”陈丙寅回答:“中学生都当教员去了,高小毕业生会唱歌、会跳舞,小孩都很喜欢。”
毛主席又关切地问到文教卫生事业:“社内有多少中学?”我向主席汇报:有一个完中,两所中学,每年毕业八百个学生,有六百人升学,二百人参加生产。娄本耀接下去说:“现在各管理区都作了规划,都有中学,还有红专大学。”陈丙寅告诉主席:“嵖岈山办了一个民办中学,学农业技术,共有二百五十名学生。”主席问:“几年毕业?”陈说:“三年毕业。给学校二百亩地,十犋牲口,养的有猪,自己理发。另外还办了一所工农大学。”毛主席说:“很好!很好!社内有几个医院?”张庆林告诉主席:“社内有一个人民医院,管理区也有医院,社员治病不要钱。”陈丙寅接着说:“各大队也有医院,连队内有门诊室。”主席问:“现在社员有病没有?”我对主席说现在病不多了,有个别的感冒病和炼铁的小碰伤。主席笑着说:“没病了,很好!”接着又问:“群众穿的啥?”陈丙寅回答说:“嵖岈山的社员,夏天女的穿裙子,男的穿背心、裤头,上面还写的有字。”娄本耀接着说:“老婆也穿上裙子。”陈说:“社员陈世俊的爱人四十三岁了还穿裙子哩。”毛主席昕后笑笑说:“啊,裙子化啦。”
毛主席把话题一转,又问到了社内其他方面的生产情况:“社内养多少猪?”我回答:全社养十二万六千多头猪。陈丙寅接着说:“嵖岈山管理区养九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两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十五万头。”毛主席听后说:“不可能吧?”陈丙寅解释说:“一个母猪一窝下十四个猪娃,有可能。”主席点点头说:“啊,这是明年的计划。生猪是怎样管理的?”“是放的。”“放猪不吃庄稼吗?”因是山区,有放牧坡。今后还准备种牧草。”“养的有羊吗?”“有,大部分是山羊,绵羊很。”陈丙寅一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主席又问:“养鱼了没有?”张庆林告诉主席:“全社养了三十多万尾鱼,现在主要是缺鱼苗子。”毛主席又问:“社内喂鸭子没有?”“喂的有,但很少。”“喂的有鸡没有?”“有。”陈丙寅告诉主席。
接下去,主席问到嵖岈山公社的情况:“嵖岈山多少户?多少人?”陈丙寅回答:“九千三百六十九户,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三人。原来叫农庄,以后到省里给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坐在一旁的谭震林同志接着说:“那时候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毛主席接着算了算说:“1871年到1958年共八十七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接着又问:“现在来参观的多吗?”娄本耀告诉主席来参观的已有十八万多人了。主席呀了一声说:“这么多的人,你们会忙过来了吗?照顾得了吗?”胡乔木在一旁说:“我听说他们有个录音机.一录就是六个钟头。”主席说:“那能得了吗?”娄本耀接着说:“有招待所,人多了到群众食堂吃饭。”主席问:“吃饭给粮票不?”“给。”“从啥时来参观?”“从六月。”我告诉主席。毛主席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我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主席听后,指着史向生同志说:“还是他跟我说的。”主席又问:“啥时间参观的多?”陈丙寅说:“九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就有三千多人,九月一号开发工资大会,有十六个单位来参观。”主席听了笑着说:“他们是看你们发了没有发。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陈丙寅说:“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了。”主席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参观的?”陈丙寅回答:“现在还有五百人。”毛主席说:“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
这时,主席看看表,“呀,一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的工作了,麻烦你们了,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陈丙寅说:“俺缺机器。”张庆林说:“俺医院缺电机。”毛主席笑着指着史向生说:“机器嘛,向你们书记要。”又指着在座的廖鲁言同志说:“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
说完,毛主席站起来,我们也一齐站起来,主席同我们一一握手,并把我们送出办公车厢。在离开主席时,我们由于心情激动,竟忘记了挂在门口的衣服,还是主席给我们说:“你们的衣服忘了,拿住。”我们感到无比荣幸地走下了主席乘坐的专列。
二十八年过去了,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那一段的工作经历及其出现的某些失误.也是我难以忘记的历史。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当时形势下,我作为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未能准确地向主席反映出实际情况,并由此造成了不良影响,使我深感内疚。但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就一定能克服缺点,排除困难,纠正失误,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
(天民整理,原载《豫南党史通讯》作者时任中共遂平县委书记)
回忆“75·8”大洪灾
吴富堂
1975年8月5日至8日,洪、汝河、沙、颍河、唐、白河流域连降大雨,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遂平县地处板桥水库下游,是这次洪水灾害的重灾区,文城公社(今文城乡)受灾最重,魏湾大队(今魏湾村委)是全县受灾最重的大队。
这场灾害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它发生时的情景,危难之时共产党员的精神,特别是党中央的关怀,兄弟地区的无私援助,都给幸存的人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作为魏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历史的见证人,将我当时亲身经历的片断回忆记录下来,也算是给后人留下点口碑资料。
那年8月5日,县委、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雨,从会议开始那天晚上下,时断时续,时大时小,到7日下午,越下越凶,很多地方积水,白茫茫的一片。参加会议的人们焦急不安,加之接到板桥水库告急,被迫终止了会议。县里用汽车,把住在汝河岸边的干部送回去抗洪抢险。一路上雷声震耳,暴雨倾注。汽车在积水脚脖深的公路上行驶。到阳丰公社,因积水不断上升,车辆不能再向前行驶了,我们只得下车赤着脚往回跑。路上听说,6日大水就已经淹了文城公社的前胡村(在魏湾的东边)。
天快黑时,我才艰难地摸到了家。灾害面前,共产党员怎能不顾群众,我没往家拐就直奔大队办公室,立即召开支委会,传达上级指示,组织力量抗洪抢险,任务是迅速将群众转移到地势较高的近邻张台公社去。谁知雨一个劲不停地下着,雨点砸到水面上激起了一串串水泡,铺天盖地一片白茫茫,北边的积水与南边的汝河水相连了,无法雨往北边的张台转移。我们只得改变计划,把群众转移到本大队的刘湾、赵庄和魏湾大队部院内三个高点。
我们支部委员分了工,规定了严明的纪律:支部委员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一律不准回家照顾自己的家属,自己的事情由本队干部统一安排。违者按党纪处理。
我负责第六、第七两个生产队。谁知从那天黑时由县里开会回来,到全家老少被洪水冲走,我都没来得及见他们一面。我一到生产队,就忙于组织两个队的青壮年帮助老幼转移,扎木筏,以应付不测。晚上9点多种,我们这里普遍积水有两米多深,三个高点的积水也有齐腰深了。我立即和生产队干部们组织老人、妇女、小孩上筏,青壮年上树,爬房。雨继续地下,水位不断地上涨,人们处于恐怖的状态中,不时听到撕心裂肝的男哭女号,一片慌乱。已经到了人人自危,自身难保的程度。
8月8日零点,远处传来闷雷般的巨响,仔细一听不像打雷,谁也说不清会发生什么事,只觉得整个人地在微微颤抖,人们一口气还没松过来,洪水已经逼到胸前,洪峰铺天盖地翻滚而来,成排的房子“扑通!扑通!”倒入水中,被巨浪吞没,一丈多高的大粪堆被打散,大小树木被齐刷刷地推倒。房顶上的人,筏上的人,树上的人,所有的人都被无情的恶浪所吞没,夜深深,水茫茫,除了一起一伏的呼救声夹杂着风浪冲击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
当夜,在洪水未到来时,我和村上的人同坐在房顶上东张西望,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在心慌意乱时,一个恶浪打来,房上的人一齐被卷进水中,我喝了一口水,又浮了上来,慌乱中抓住了一领箔,刚骑上去,身子碰住一个人,我赶忙抓住他的手拉到箔上。被救的人原来是赵庄治保主任赵保全。我们骑在箔上半浮半沉,腾云驾雾似地向东冲去,一切听天由命了。出村不久,我又抓住了一棵小树,赶紧把箔让给他一人骑。我紧抓小树,凭借小树微弱的浮力随波逐流,冲到阳丰公社东南角先庄,被一棵大柳树给挡住了。洪水中我还救出了在水中呼喊“救命”的文城公社的妇联主任王大妮。我们一人一直泡到天亮。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满身伤痕。举目四望,一片汪洋大海,看不到一个村庄或一所房屋,只见水面上漂着很多死牛、死马和人的尸体,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浑身光光,从我们身边漂过。我的心碎了,村上的人完了!家里的老老少少完了!哭,已经哭不出来了,叫也叫不出声来了。
上午10点钟左右,水慢慢地下去了。没等水退完,我就趟着没膝的水,踏着淤泥,往家里摸。路上见不到村庄和树木,满目一片白茫茫,只看到水坑里,田埂边,桥洞中随处可见死尸横七竖八,有的死尸倒悬在树上,卡在草堆里,惨不忍睹。下午才摸到了我家西北角张台公社的翟庄,天快黑时,我幸运地碰上了赵庄的社员张景贤,死里逃生,在这里见面,多么难得呀!我俩禁不住抱头痛哭起米。心情稍平静后,他邀我随他一块到张台公社魏岗他姨家先落下脚,再商量以后的办法。到他姨家的当天夜里,我发高烧,想喝点水,水都被污染了,吃药更谈不上。我呻吟了一夜,嘴上起了大泡。躺倒了一天,水米未进。
第三天上午,我强打精神,拄住木棍,一步三摇地摸到了一片废墟的“家”。唉!全大队2000多间房屋连房基一起被挖走了,大部分耕地被冲毁,地皮也被刮走一层,10万株大小树木,连根拔起被卷走,全大队仅幸存了一株老槐树。50多部动力机械和所有农具被一扫而光,东方红拖拉机被大水从大队院内冲出160多米,翻到深沟中,碾盘、石磙、水泥结构的渠闸被推出500米之外,其中一个石磙后来在东边2公里多地的东营大队林场里才找到。
我在原来的村庄上转了几圈,伤心的泪水不住地向外流,眼前发生的一切,像是做了一场恶梦。因无法在此存身,决定先去张台公社的流水店(那里是安排文城公社从水中逃回来人的临时接待所),找我们大队的干部和社员。
在流水店,找到了大队妇联主任宋桂兰,副书记、大队长刘松厚。我们把宋桂兰留下,继续寻找干部和社员,我们先回魏湾去建窝,在原大队院内用泥窝里抓出来的树枝、破席搭个棚,作为大队办公室,又拾了块红布挂在棚前,我们说:“有红旗在,就有党在,让人们看到我们魏湾人还在,党还在。”
停了一天,第六生产队队长吕全法也回来了。我们让他在他队的旧址上也搭一个棚子,说明你们生产队人还在,让幸存的人尽快回来。
水后的第四天,副支书尚天更、刘康金相继从宿鸭湖辗转回来。他们两家人损失惨重,都仅仅剩下一个小孩子。大水到来之前,他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顾不上自己的家,自己的一家人究竟如何转移,如何落水,又如何被洪水卷走,冲到什么地方遇难,他们一概不知,7个支部委员的家庭亲人能出水得救的很少,大部分丧生。我的父母、妻子、儿女7口人,失去了5口,只剩下我和我的5岁小女儿(女儿当时是和我大哥一家一起被冲走,后来得救的)两人。7个支部委员幸存下来5个。
飞机不断地向灾民投下八方支援的救命馍饼。我们支委会组织社员兵分两路,一方面派人到各处寻找被洪水冲走的亲人,另一方面组织一部分人到汝河南岸的黄西河领取救灾的米面和其他物品,大队院内支了一口大锅,回来的人都过集体生活。生活安顿下来后又立即组织群众到张台公社、文城公社领取油毡、大席。搭起了防雨庵棚,让人们暂且有个栖身之处。
我们大队原有375户人家,1976口人,这次被洪水淹死了929口人。23户人家全家遇难,17个孩子变成了孤儿,156人失去了妻子或丈夫。
到了夜晚,丈夫思念妻子,妻子想念丈夫父母思念儿女,儿女更是怀念父母,各个庵棚里哭声一片,撕人心肺。我们支委会几个干部哪个没失去自己的亲人啊!繁忙之余,无人之处哪个不抹眼泪呀!但看到别人哭泣时,还是强打精神,噙任眼泪去劝解开导他们。有时怎么也控制不住,只好和他们一起痛哭起来。
危难之中见精神,正如当时一首歌唱的那样:“爹亲娘亲不如党和毛主席亲,千好万好没有社会主义好。”水灾一发生,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派飞机往这里投食品,大批物资往这里运,解决大伙的吃、穿、住问题。中央派来的慰问团,解放军派来的医疗队和北京派来的医疗队先后来到我们魏湾大队给灾民们治疾病,挽救了不少的垂危病人。痛心、感激之心交合在一起,人人流泪,人人感激,他们说:“要是在旧社会遭到这样的大灾大难,淹不死也得饿死啊!”
过春节时,上级又给每个农民发了3斤白面粉,半斤猪肉,半斤粉条,一两香油,每户又发给2斤食盐,两盒火柴。这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算是不错了。家家户户吃上了节日的饺子。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渲染了新春佳节的欢乐,暂时驱散了人们心头失去亲人的痛苦。
上级的关心和兄弟地区的支援使我们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要化悲痛为力量,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我们有了简陋的庵棚暂且可以安身之后,就着手去搞生产自救。我们魏湾大队原有良田4000多亩,都是上等好地,又紧靠板桥水库,很多耕地可以灌溉,旱涝保丰收,曾引起周围的人们的羡慕。但憎恶的洪水把耕地刮去了一层活土,有的被冲成几十米长,宽几米的深沟壑,确的被冲成了沙石滩地,造成600多亩耕地无法耕种。这时候国家拨来的第一批农业机械,就分给了我们两台“东方红”拖拉机,一台“55”胶轮拖拉机和一部播种机。小小的魏湾大队,给的各种救灾物资折款就达22万元。
种麦时,黑龙江建设兵团带来了三台拖拉机和两部播种机,连小麦种子都是他们带来的。他们不分昼夜地给我们播种,在很短时间内就给我们播种了3000多亩小麦,为我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打下良好基础。社员们起早贪黑整修耕地,在田埂、地边、路旁种油菜和蔬菜,解决吃菜问题。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硕之果,1976年我们取得了粮油较好收成。我们大队被评为遂平县生产自救的先进单位,《河南日报》社记者来我们魏湾采访,总结经验,省电视台也来我队拍摄新闻纪录片。
洪水冲走了一个旧魏湾,我们决心要用双手去建设一个新魏湾。为尽快地住上新房,男女老少齐动手,起早睡晚做坯烧砖,上级发下来的建房木料和其他用材,一批一批地运来帮助农民建房。我整天跑上跑下,连我唯一幸存的五岁小女儿也顾不上照顾了,托给我大嫂照管。为了节省开支,我和几位支委会的干部外出都身带干粮住候车室。为了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减轻国家负担,我们又组织青壮年上山崩山炸石备料建房基。北京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也来我们魏湾帮助我们设计建设住房。仪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建成了1700多间砖瓦排房,玻璃窗户、红漆门、住室、储藏室、厨房都有。
灾难深重的魏湾,逐渐恢复了生机。昔日的废墟已不存在,魏湾村已经是瓦房成排绿树成荫了。
(原载《驻马店地区“75.8”抗洪志》作者时任遂平县文城公社魏湾大队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