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考证资料
正阳县汉代石阙调查
在河南省的东南部,正阳县城的东关外,有一处古代石建筑物,当地群众称谓“望像台”。民国二十五年重修正阳县志记载:“望像台在城东关外东岳庙前,有石壁厚二尺,东西长六尺。东首石块八层高七尺许,西首石块十一层高一丈许,顶上有石板雕刻如瓦屋式,檐角四出,两首侧面斩齐,如门户之一边,似是古代石阙之左部……”正阳县文化部门鉴于此“台”建筑形式古老,同时在群众中又有许多古代的传说故事,就把它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1961年5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全省文物调查登记中,对此“望像台”进行了调查研究。才知道它是一座汉代石阙。
石阙位于县城东关外公路的北侧,距公路约15米左右,阙之北是东岳庙的废墟。据县志记载元代至元四年,邑人陈福成等人,曾在阙北废墟上修建东岳庙;乾隆三十五年,邑人李成仁等又重修东岳庙。现仅存废墟,其上瓦砾遍地,调查中也发现许多属于汉代的遗物。可证在建东岳庙之前,原即有建筑物。石阙仅存东阙,西阙已经损毁,调查中为寻找西阙的遗迹,曾在附近进行了详细的钻探,钻探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迹象。不过我们听到群众有这样一个传说:“很早以前望像台裂了大缝,中间可以过人,有一年瘟疫流行,死人很多,有人拿妖捉怪,忽一夜裂缝复合,长到了一块”。很可能西阙是因迷信鬼神,拿妖捉怪的情况下被拆除的。
石阙是用青石条堆筑而成,有子阙,阙身总高4.75米,母阙与子阙通宽2.10米,阙厚0.75米,全身略向北倾斜。阙基三层筑成阶梯形,底长3.7米,宽2.25米,中层长3.25米,宽1.75米,上层长2.6米,宽1.2米;基高0.67米。母阙阙身筑石十一层,身高3.75米,子阙阙身筑石八层,身高2.6米,阙顶单檐四注,母阙檐长2.25米,宽1.75米,高0.37米,子阙檐长1.12米,宽1.75米,高0.37米,其上皆雕瓦陇屋脊。由于石质比较粗劣,加之年久风雨侵蚀,阙身表面风化比较严重,大部分纹饰已模糊不清,只有部分还可以看出一点形迹,如在阙身的南面和东面的人物、牛、龙、铺首、斜线和环形花纹。这些图案花纹和在河南常见的东汉时期小砖侧面的几何图案以及南阳画像石上的图象基本相同,惜未发现铭刻。这处阙的建筑形式、筑法、大小皆与今保存在登封的嵩山三阙极为接近,因此,很可能也是东汉时期所建的。(王润杰)
(原载《文物》1962年第1期)
汝宁分府考
汝宁分府,是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设置在正阳县汝南埠镇的一个派出机构。虽文字记载不多,但与分府同时期的建筑遗址尚存。分府遗址,在今汝南埠乡政府院内;马场,在分府左侧关岳庙,吕祖阁以东,直抵城墙(今汝河沿),南起朝阳观,北至温家巷,方园近10000平方米。传说是驻军拴马场地;跑马道,在汝南埠西关外,崇圣寺后,直至玲珑港口,全长约500米。传说是武官跑马射箭练兵的靶场,今已挖成排水沟。黉学(州、县以上设立的学校),在汝南埠镇东南隅,文昌宫、圣庙处(今汝南埠中学院内)。
汝宁分府设于何年月日,撤销于何年月日?明朝嘉靖、清康熙年间撰修的两部《真阳(今正阳)县志》和清朝嘉庆年间撰修的《正阳县志》、《重修汝宁府志》等,对此均无记载。民国二十五年撰修的《正阳县志》只是在行文中,偶尔披露一笔。如:①地理志汝南埠镇略图中,在标明第二小学校的创建时披露其校址设“旧分府衙门”;②教育志在学校表格,又披露了民国十八年创办的县立第二小学校地址,设“汝南埠分府署”;③在“卷四”人物志·方技中,写王勿桥名医王居仁“精医施药,痘疹尤擅长”,披露出“道光三十四年,汝埠耿分府潜,患此症,延诊立愈”;④在“卷六”艺文·集文中,有一篇汝南埠举人吴俊清写的《汝宁分府耿芝楼寿序》,此文虽无意记载分府,但它却成了对分府着墨最多的文字记载,特摘引如下:“吾师耿芝楼夫子,以汝南通守,分防汝南埠”;“癸丑,粤匪窜人遂平兵燹之余,百务纷纭,公承大府委任,摄其县事”;“日者匪氛肆起,公乃团练保甲,筑垒浚壕,授民守御方略”;“乙卯,息经土匪乱后,摄县事者,又属公焉。两邑首政文皆在省赋宽征……岁在丙辰,为公自息旋任之次年,地方渐清”。据此,可以说明:①清朝道咸年间,汝南埠设有分府,是确凿无疑的;②分府的首席官是汝南通守(六品)耿芝楼,他小于府官,大于县官,并兼理正(阳)、息(县)两县县事;③分府的主要任务是“分防”,就是抵御和镇压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和皖西、豫南一带的捻军。耿在汝宁分府任职,仅从道光庚戍(公元1850年)到咸丰丙辰(公元1856年)就有6年之久。但他何时赴任,何时离任?不得而知。清王朝设置了汝宁府,为何还要在汝南埠设置个分府呢?这是因为汝南埠镇地处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镇位于汝、正、新、息四县边界,汝河南岸,汝河从西北流经东南,将此镇包围了一半。它西北距汝宁府首城120华里,西距正阳首城70华里,东北距新蔡首城50华里,南距息县首城70华里,且均有公路相通,是水旱交通枢纽。在当时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汝河航运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货运任务。逆水而上,可到汝宁府及西(平)、遂(平)、泌(阳);顺流而下,可达蚌埠、武汉、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于此设置分府,除经济方面的作用外,其主要任务就是为了镇压这四县边界一带的民变,抵御和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伐及西征,以维护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反动统治。吴俊清写的《汝宁分府耿芝楼寿序》,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王玉丰)
(摘自1989年2月驻马店师专学报)
江国及其都城遗址考略
江,古封国,子爵位,建于西周初,灭于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其疆域南滨淮水;北接蔡国,即今上蔡;东与息国毗连,即今息县;西邻道国,即今确山,面积相当于今正阳县南半部,大约有800多平方公里。经考证:江国都城遗址位于正阳县大林乡涂店,东西长2公里,南北宽1.2公里,总面积2.4平方公里。城南一公里,有滔滔淮水;城西南,有新石器时代的“卧牛堆文化遗址”,城东堰水环绕,入淮处,两岸高耸,地势险拔,古称“凤凰台”,百姓呼为“烽火台”。在古城遗址内,曾出土有商、周时代生活用陶器残片。城址西北有一遗址,今称“冢子园”,呈圆堆状土堆,高8米,面积为2000平方米,是为古江亭遗址。江亭在西汉时犹存。江国都城遗址被当地政府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闵建 王文男 黎明向)
(原载《正阳报》1995年10月18日四版)
正阳是江姓的发祥地
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江姓是以国名为姓。古代江国位于正阳境内,故而正阳是江姓的发祥地确凿无疑。
夏朝时期,有位部落首领伯益,传为颛顼玄孙,因助禹治水有功,禹要让位给他,他不受,避居箕山(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之北,这位贤人的后裔为赢姓,在淮河沿岸形成了徐、黄、江等部族,早在商代有的就已成为国。周武王伐纣时,这些部族参加了征讨。商灭,周天子分封黄氏部族为黄国,在今潢川,封江氏部族为江国,国都邑在今正阳县城东南35公里的大林乡涂店。江国弱小,加之淮水侵扰,春秋时介于楚、宋、齐大国势力之间,只得依附大国,受其控制和操纵一直没能强盛起来。江国在春秋中期的35年间,采取或联姻、或会盟的方式,先依附于楚国,后又与齐、宋伐楚。到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楚国一怒之下灭掉江国,江国子孙纷纷逃散,流落外地,以国为姓,始有江氏。
江国子孙有一支逃到齐国,如东汉时以事母至孝而被称为“江巨孝”的江苹即是山东临淄人;但多数仍留居河南,主要分布在济阳(今兰考县东北)、开封、淮阳等地。所以,南朝时的江姓名人都出自兰考,如梁醴陵侯江淹,以文章见称于世;梁御史中丞江革,敢于弹劾权贵,以廉洁著称;陈尚书令江总,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初,河南江姓军校随陈政入闽,在福建落户。宋代,金兵攻占汴京,江氏有一支自开封迁至浙江杭州,还有一支迁至江西都昌,至宋末又徙居福建宁化石壁村。此后,江氏子孙繁衍发展,分布遍及全国各地,乃至繁衍于海外。江姓名人中还有宋代名画家江参,抗元殉国的宋度宗左丞相江万里,清代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江有诰,清代经学家江声、江沅、江藩及清末维新派人物江标,清末将领江总源等等。
现居住在古江国都城遗址附近的江氏,是明末清初自湖北麻城返回河南正阳的,一支在罗山县子路乡江老坟山,一支在正阳县兰青乡江店,一支在正阳县大林乡江湾和大、小江庄。迁居江湾和大、小江庄的江姓最早是江梅、江榜兄弟俩,立有江氏祠堂,但于1978年被毁。江氏族谱一直保存在世代书香门第的江永敬家里,不幸的是被1968年发大水冲走。后续的新家谱是在1989年初整理出来的,辈份排列为:天、开、文、运、正、道、扬、明、金、玉、万、世、恩、德、继、承、心、从、良、善、耀、华、传、宗、仁、和、治、家、礼、义、廉、宏。
在最近几年的寻根热中,先后有麻城、红安、广水、信阳、罗山及河北等地前来寻根认祖。(闵建 王文男 黎明向)
(原载《正阳报》1995年12月18日四版)
江姓起源及其历史名人
关于“江”姓起源,史学界公认出自古老的赢姓。传说大禹的贤臣伯益的后代被封在江,成为一个小侯国,伯益是嬴姓。江国于公元前623年灭于楚,国人以江为姓。距今已有2600余年历史。
关于江国的位置,现在史书、辞书记载有四种说法:一、正阳县东南,如清《春秋大事记》:“江国在汝宁府真阳县(今正阳),江国在县东南”。二、息县西南,如《中华大字典》(上):“江,国名……当今河南光州息县西南”。三、正阳县西南、此种观点较流行,如郭沫若《中国史稿》:“在宋国周围,周朝还封了一些异姓小国……与这些诸侯国面对的,大多数是徐夷和淮夷。主要有赢姓的徐(今江苏泗洪南)、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江,周国名,春秋时,楚灭之,在今正阳县西南”;《史料摘抄》第三卷第1057页记为“江(地名),春秋江国。文公三年,楚人灭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四、在正阳县,如《辞源》:“江,周代国名,嬴姓,在今河南正阳县……子孙以国为氏”;吕思勉《先秦史》第153页:“江,在正阳县,嬴姓”;清代王国维《水经注校·淮水》:“江国也,嬴姓,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四年,楚人灭江。……杜预曰:江国,在汝南安阳县(注:西汉时,在旧江地设有安阳县,属汝南郡一作者)。”一般说来,以上四种观点可以认为都对,但严格讲来,只有第一种观点正确。因为“江”在正阳县(以前称安阳、慎阳、真阳)境,息县辖区从未到“江”,以今天的方位来看,它确实在息县城西南方向,但决不能说它在息县西南,以免与第一种说法混淆。至于第三种观点,因为江国疆域主要部分在今正阳县西南部,因此,有人认为它在正阳县西南,但一定得区分开“江”和“江国”两个概念的意义。经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和正阳县文物工作者的大量挖掘考查,证明现在正阳县东南大林乡涂店附近遗址即是江国国都所在地。该遗址北距正阳县城40公里,南距淮河一公里,往东不远接息县境,涂店位于遗址之内。遗址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一个集镇那么大。由此可见,江姓发源地在今正阳县,“江”的旧址在今正阳县东南大林乡涂店。
从我们查访到的一些史料看,江国疆域东达今息县西境内,北到吕河,西及今确山县境,南至淮水(今淮河)南岸,即今罗山县北。包括今正阳县大林、铜钟、永兴、彭桥、兰青、皮店、陡沟、熊寨、梁庙等乡的全部或部分,息县西、罗山县北及确山县杨店、顺山店等地,总面积约一千多平方公里,约为今正阳县面积的60%。江国所属人口,史书中未见记载,根据其时代人口密度推断,其人口当在一万人左右。
关于江国历史,《中国史稿》载:传说中,伯益的后裔有徐氏、黄氏、江氏……黄氏到周初为黄国,在今河南省潢川县;江,在今河南省正阳县……伯益是嬴姓。这些小国属淮夷,对周朝时服时叛,是周初主要用兵对象。据此可知,江国在周初即已存在,甚至在商代就为一独立小国了。到东周时,它介于楚、宋、齐大国势力之间,经常受其操纵。《春秋》载:鲁僖公二年癸亥(公元前658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今山东省曹县南10里);《左传》载:“秋,盟于贯,服江、黄也。”周惠王二十年(公元前657年),齐、宋、江、黄又盟于阳毂(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15公里),谋伐楚。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由于江国屡受大国操纵,且淮水经常泛滥,大水常淹没到淮水北岸5公里远,被淹没地区正好是江国中心地带,所以江国一直没能强盛起来。由此也可以推知其人丁不是很兴旺。公元前624年,楚国息公子朱率师围江,盟国帮其解围。次年,楚国再次出兵,终于灭掉江国,江沦为楚国的一个城邑,其国人大部分北移、东迁,流落各地,为不忘故地,遂以“江”为姓。到明末,由于自然灾害、战乱频繁,正阳县境内几乎没有江姓人了。民间相传,清初,江梅、江榜二兄弟由湖北麻城返回今涂店以西3公里淮河湾定居,后称其居地为江家埠(现名江湾),人丁兴旺,并由此地迁出三支:一支定居在今罗山县子路乡江老坟山;一支定居在正阳县兰青乡江店;一支定居江湾西北3.5公里远的大、小江庄。现今,居住在江湾的江姓人有1000余,江店有700余人,大、小江庄有200余人,加之散住县境各地者,总计正阳县江姓人共近3000人。
在历史上,江姓不乏名人,如南朝梁济阳考城(今兰考西南陈留)人江淹,出身孤寒,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封醴陵侯,以文章著于世;南朝梁考城人江革,任御史中丞,敢于弹劾权贵;南朝陈济阳考城人江总,历仕南朝梁、陈及隋三朝,陈时官至尚书令;南朝济阳考城人江敩(音xiao),好文辞,少有美誉,南齐时官至侍中;宋衢人江参,擅长山水画,存世作品有《千里江山图》;清江苏元和人江声,著有《尚书集注音疏》;江声之孙江沅,著有《说文释例》、《说文解字音韵表》;清江苏甘泉人江藩,博综群经,精于训诂,著有《周易述补》、《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尔雅小笺》、《隶经文》、《炳烛室杂文》等;宋朝江西都昌人江万里,官至同知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议论朝政敢于直言不讳,后元兵南下,破饶州,他含恨自溺,等等。(钟文信方新民)
(原载《中州今古》1992年增刊)
黄宪和《天禄阁外史》问题
黄宪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贤士,东汉汝南郡慎阳县(今河南正阳县)人。《后汉书》卷五十三有传。明万历时何允中编辑的《广汉魏丛书》收录《天禄阁外史》八卷,署名为汉黄宪撰。之后叶绍泰编辑的《增订汉魏六朝别解》又沿袭了《广汉魏丛书》的说法,署作者为黄宪。到万历时,有人对此书的作者提出怀疑,指出它是明代人的伪作,并且确切地说伪作者是昆山人王逢年,但这一说法未被重视。清乾隆时,汝南人王谟编辑《增订汉魏丛书》,仍把《天禄阁外史》收入,王谟作的序文中虽然怀疑此书不是黄宪所作,但他却说“此书究不明为何人赝作”,甚至怀疑伪作者是何景明或李梦阳等人。显然,清中期的王谟并不了解关于王逢年伪作《天禄阁外史》的说法。民国年间纂修的《正阳县志》更是置前人的异议而不顾,其卷六艺文部分把《天禄阁外史》卷一《宾韩》篇中的《兵法》、《交情》二篇作为黄宪的文章收录;同卷所载本县古代文人著作书目,列有《天禄阁外史》八卷,赫然置“黄宪著”;同卷还收入王鏊的《天禄阁外史序》,此序肯定《天禄阁外史》是黄宪作。这就又给后人造成了认识的混乱。因此,今天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辩明。
笔者平时读书曾留心于《天禄阁外史》的作者问题,经过对一些有关的材料进行考察,认为《天禄阁外史》确实与黄宪不沾边,而是王逢年伪作。对这一结论不应该再有怀疑。
《天禄阁外史》包括《宾韩》、《宾鲁》、《宾齐》、《宾魏》、《宾秦》、《宾晋》、《宾蜀》、《宾楚》八卷,共104篇,其内容与黄宪的经历与思想并不符合。据《后汉书》本传载,黄宪一生基本上都在家乡隐居,离家外出仅有一次,即“暂到京师而还”,不会是象《外史》所说的那样东齐西蜀、南楚北晋,走遍全国各地。而且,黄宪为人以洁身修德为宗旨。他目睹朝廷党锢之祸,不肯出仕,几次被征辟而不就。他淡泊于名利,厌倦于驰驱,唯韬光养晦,守正以终。正因为如此,他的道德和操行受到时人的称赞和后世的景仰。而在《外史》中,黄宪周游列国,谒见诸王,汲汲于仕宦,孜孜于名利,不仅自己渴望求用于世,还极力推荐他的弟子从政,观其所言所行,与《后汉书》记载的黄宪迥异。这样的文字,决不可能出自黄宪之手。
《天禄阁外史》涉及的史实,有不少是黄宪死后的事情,这更说明其作者不可能是黄宪。黄宪生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卒于延光元年(122年),终年48岁(见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而《外史》多处写到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如卷六《五难》篇云“黄巾破南郡,杀方伯及令”;《修德》篇云“黄巾之众淫毒海内,残虐生民”,因此推荐弟子左权、陆续去平定黄巾之乱;《董卓》篇更是通篇写汉末事,云“董卓谋篡,人告王曰:汉室将授于董氏矣,为之奈何'”,于是晋王问计于黄宪,黄宪的答话中有不少贬斥王允的语句;《贻书》篇中写出陆续致其师黄宪书云“黄巾张角之众残其民,而又劫之以董氏”;《火灾》篇也涉及董卓和王允……象这样让黄宪大谈他去世十年后发生的事情,显然是极其荒唐的。
《外史》中所涉及的其他史实,也多有荒诞无据之处。就拿《正阳县志》所录载的《兵法》一篇来看,其中写司马龙率领盗贼攻打汝南郡的冥厄关,郡守请黄宪协助退敌,黄宪设计施谋,派兵遣将,击退贼兵,司马龙自刎而死,于是众人称颂黄宪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此事当时凭空虚构的寓言式故事,不可相信。司马龙未见于任何史籍记载,汝南一带也不存在那个地势显要的冥厄关。
关于《天禄阁外史》的真正作者,最早予以披露的是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此书卷七云:“《天禄阁外史》乃近年昆山王逢年所诡托者。逢年特一有笔性浪子耳。迩有余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学自喜,杂此文于《左》、《国》、司马诸篇中刊行,颁于苏、常四郡学宫,令诸生诵习之。殆亦一奇事也。”这一说法,为后来的史学家所采用。明末谈迁《枣林杂俎》记云:“昆山王逢年,游京师,为相国慈溪袁炜掌记。”时饮于市,遣使四索,因讽之,怒曰:'尔时文登第,玄文拜相,乃牢笼天下士乎?'去之。逢年尝伪撰汉黄宪《天禄阁内史》。隆庆初,逢年坐事死。”(义集“炯鉴”类“狂诞”一节,所谓《天禄阁内史》当是《天禄阁外史》之误)谈迁比李诩更多地介绍了王逢年的情况。据《明史》,袁炜入阁在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至四十四年(1565)三月间,王逢年为其掌记当在此时。而他于隆庆初因何事而被牵连坐死,则未详言。今见《正阳县志》中收录有解忻《黄徵君墓碑记》一篇,其中提到应雷徐氏著有关于黄宪事迹辨诬的文章,说:“《外史》出嘉靖末昆山王舜华逢年手,徐犹逮见其人。”徐氏为何人未详,他曾见过王逢年本人,所说当不会错,而且他说《外史》作于嘉靖末年也是大致可信的。解忻的文章还认为王鏊的《天禄阁外史序》是伪作的,他说:“守溪(鏊)之叙作于嘉靖二年,而是书出于嘉靖末,守溪成化十一年进士,卒年七十有五。至嘉靖末当百余载,又孰能起已朽之骨而为之叙乎?则不为《外史》诬,即守溪叙亦赝也。”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王鏊卒于嘉靖三年(1524),当时王逢年或者尚未出世,或者即使出世而尚在幼年,《天禄阁外史》还未写出,王鏊不可能先写出序文。序文的伪造者也很有可能是王逢年。序中谈到《外史》流传的过程,说它初于晋时,至唐代被田宏收藏于万卷楼,宋代韩洎得之于秘阁典籍中,加之以论赞,这都是无从查考的事。伪作者的目的无非是编造证据,使人信伪,这是古代作伪书者的惯技,不足为奇,今所见《外史》卷前还有《总评》,记述晋代谢安、唐代田宏等人称赞《天禄阁外史》的言论,和王鏊的序文口气一致,无疑地也是伪作。书中韩洎的评语也是伪作的,因为宋代的韩洎不可能看到明代人伪造的《天禄阁外史》)。
王逢年为何要挖空心思伪造《天禄阁外史》,这与他的经历及为人有一定的关系。王逢年同明代所谓“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有较多的交往。王世贞的诗文多处写到他。《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五《王明佐泰岱集序》云:“王明佐者,其字初名治,已名元治,最后名逢年。明佐少而磊落,蕴奇气,自其为诸生时,固已压薄其业。而家世受翰林先生言,明佐独不好翰林先生言。于诗慕称风雅、苏李、建安曹公父子,嵬陶谢,包齐梁,旁及开元近体,骚楚赋蜀,文多习左氏、庄列申韩、迁史、檀弓、汲冢、越绝,三十时所读已数百万言,其著草亦数十万言。……雅自张其名,毋许者乃大恨罢去。依其乡周虞部京师,虞部慕雅士也,以故善明佐,时时为扼腕称说,而因见余酒间,相得欢然恨晚也。”《泰岱集》是王逢年的诗集,所收诗篇是他和王世贞一同登泰山时写的。据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可知,王世贞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春抵青州任兵备副使,三十八年(1559)登泰山,并将所作诗文编为《海岱集》。王逢年同登泰山当在此时。据王世贞序文,我们对王逢年可得出这样几点印象:一是他才高学博,著述丰富;二是他胸负奇气,爱自张其名;三是他经历坎坷,不甚得志。他的这样的思想与性格特点,正是编撰《天禄阁外史》的条件和基础。王逢年的本意大概是通过此书展示才华,寄托志向,并倾吐胸中愤懑不平之气。后人诗云“《外史》出昆山,文人聊寄志”(吴清俊《黄徵君故里》,见《正阳县志》卷八),此语简明地概括了王逢年撰作《天禄阁外史》的意图。
从王世贞的诗文集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有关王逢年的事迹片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十三有《故人王逢年书来云留辟太保府中书记,多甘泉应制之作,且为日东访余于青州,率尔言答》诗,中有“在屈龙人蠖,乘伸鹄为风,言念子渊材,无惭部史贡……隐大难为名,才多不自用”等句,可知王世贞对王逢年的才华极为赞许,并为他的怀才不遇感到惋惜。《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五七有《王逢年书黄庭外景经》一文,中云:“黄庭所以称外景者,以内景故别也……深欲得一名士书之,以便供奉……吾乡王舜华仿右军体差不俗,因乞书之。”又卷一六五《王逢年书雪赋》一文云:“王舜华以狂草书之,自谓秃师三昧,恐亦未入祝京兆堂室,第比之马溧阳、陈山阴差有士气耳。”据此知王逢年又名舜华,逢年是其字,他工书法,楷书笔势仿王羲之,其行草同明代书法家相比,虽不如祝允明,但不在马一龙、陈鹤之下。又《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二有致王逢年的书信云:“得书知为广陵游者半岁,甚适,归而有漂摇室家之叹。”此书信中有“仆自庚辰委身道民,付业儿辈语”。庚辰为万历八年(1580),王世贞此书当作于此年之后,据此则知王逢年于万历八年之后尚健在。显然,这种情况和谈迁《枣林杂俎》中“隆庆初,逢年坐事死”的说法相矛盾。王世贞与逢年熟识,言之凿凿,不会有错。谈迁所记,或者采自讹传。《续稿》同卷还有致王逢年的书信云:“得足下书知悬磬之室复为盗憎,仆亦遘此”。据此知王逢年晚年生活穷困,他和王世贞一直有来往。王逢年究竟何年去世,尚待考。
在弄清《天禄阁外史》的作者问题之后,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也就更容易理解了。卷二《辟邪》篇写汉帝在宫中祭祀老子,并且自称“紫微玉帝真君”;卷六《四难》篇写汉帝在宫中迷信于长生不老之药,“披羽服而履赤舄,谭真诀而炼丹砂,或呼吸而漱精,或偃仰而飧霞”。其实,黄宪所处的东汉皇帝并不特别信奉道教,《外史》这样写是针对嘉靖时世宗信奉道教的情形而发的议论。明世宗宠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封以显爵,赐以厚禄,在宫中建道院,修斋醮,还给自己加封道号为“灵宵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等等,又让陶仲文等烧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四难》篇末评语云:“此篇专讽汉室,而实欲感悟晋王。”这是故弄玄虚之笔。究其实际,应是王逢年专讽明室,欲感悟嘉靖皇帝而假托于前代而已。又《外史》卷七《火灾》篇云:“洛阳系真宫灾,天皇与太乙真人方祠浮老子,火围宫苑,烟焰蔽空,宫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几不得脱,太乙真人犹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这里所指的当是嘉靖十八年(1539)卫辉行宫失火的事。据《明史》卷三O七陆炳、陶仲文传载,嘉靖十八年世宗南巡,驻跸卫辉,当夜四更,行宫起火,“从官仓卒,不知帝所在,炳排闼负帝出”,“宫人死者甚众”。当时陶仲文随从南巡,所谓“太乙真人”或即指此人。作者对蒙蔽、迷惑皇帝的道士之流深恶痛绝,故在文中予以抨击。从以上两例可知,《外史》的某些内容与明嘉靖时史实如此吻合,这一现象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天禄阁外史》不可能是东汉黄宪或晋时人所著,而是明代嘉靖末年王逢年炮制的伪作。(王永宽)
(原载驻马店师专学报199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