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圣李斯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国文字源远流长,上古文字的演变,确实令人有“茫昧”“变化如浮云”之感。史谓苍颉造字,史籀作大篆,但学者不无质疑;唯李斯作小篆古今无不承认,影响深远,况其书法被誉为“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因此,应该就小篆的创作及斯篆的书法成就对李斯进行论断,在汉字领域赋予他一个恰当的地位。
一、小篆结束了先秦“文字异形”的局面
据《说文解字·叙》,庖牺氏观察天文地理形势与“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作易八卦”,其后神农氏“结绳为治”。八卦图像与结绳,都是符号,为文字前身。到了黄帝时期,史臣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书契”即文字。《释文》曰:“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即把文字刻在木板上。就现在所知,小篆以前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其后是金文、简书及印、石、陶文等刻辞。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多数是卜辞,少数是记事辞。字体很多是图画,即象形文字。金文是商周时期刻铸在铜器上的铭文。早期的金文尚未离象形体系。到了西周中期,有些字逐渐简化,由象形向线条组合发展。西周末期,文字由政府进行了一番整理,即“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 大篆又名籀文。对“籀”字,文献记载说是周宣王的太史名,近代学者据《说文解字》“篆引书也”,认为“籀”就是“抽”,“抽”就是“引”。即拉成线条。以籀作为文字名,是指字形而言。大篆确实是文字的一大发展,即脱离了象形文字,由粗细一致的线条组成。大篆虽然有其进步性,但是没有得到推广。因为周幽王末期西周就灭亡了。东周时期,诸侯纷争,在文字方面各国仍是各行各素。战国时期,字体更为复杂。如“马”字的写法有六,“南”字的写法有七,“旗”字的写法有五,“弟”的写法有十。秦朝统一全国后,“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作小篆,结束了自古“文字异形”的局面。这一措施符合统一局面的需要,对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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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斯子》附录二《书断》。
[2] 《说文解字》第十五卷《叙》。
[3] 《汉书》第十三卷《艺文志》。
二、小篆的创作及其历史意义
秦始皇二十六年(221),“书同文字”,这次统一文字的工作,史载虽是“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但李斯总握全局,赵高、胡毋敬只是按照规定办事而已。李斯作小篆的依据,《说文解字·叙》有两个提法,一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再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大篆与秦文都是作小篆的主要根据,两者有什么关系?窃谓大篆是秦文的前身,秦文是大篆的发展。上文已述,大篆为周宣王时所作。虽然因为西周灭亡,没有得到推广,但是西周都镐京,在京畿之内一定推广较好。镐京一带,春秋时期纳入秦国版图。这样,秦国便继承了西周文化,也接受了西周推行的大篆文字。于是,大篆就成了秦文,但仍名大篆。不过,到了春秋和战国时期,秦国通行的大篆已经发生了演变和简化,与西周末期不同。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石鼓文。
《石鼓文》是刻在十个馒头形的石鼓上的记载田猎事情的韵文,唐朝初年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发现。对于《石鼓文》,很多学者认为即大篆,是周宣王时期的遗物,近代学者则认为是春秋前期秦襄公或秦文公的遗物。秦国用大篆刻在石鼓上记事,说明大篆是秦国通行文字。不过,窃以为《石鼓文》的时代不应定在春秋早期,应该定在春秋中期以后,因为春秋早期的秦襄公、秦文公距周宣王仅20 年左右,在周宣王时制作和推行的大篆,不可能有较大的演变和简化。《石鼓文》与大篆相比,很多字虽然一致,但也有不少字迥然不同,而与小篆一致。大篆有字还没有完全脱离象形文字,而《石鼓文》则大为简化。如“车”字,大篆为,是孟鼎铭文的变形,把车前的一辕二轭变成两个戈放在右边,表示是辆战车。《石鼓文》、小篆则省去一车二戈,均简化为。“子”字,大篆为,是一个儿童头上长着三绺头发的象形字,而《石鼓文》、小篆均简化为。这从大篆简化的《石鼓文》,均与小篆一致,由此说明,从大篆到《石鼓文》,中间应该有个较长的时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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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文解字》第十五卷《叙》。
[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 《说文解字》第十五卷《叙》。
《石鼓文》与小篆字形一致和接近的很多。以《古文字类编》一书为例,书中《石鼓文》与小篆可以互相对照的182 个字,二者书写完全一致的49 个字,为:工、禽、介、如、执、左、右、吏、只、奔、殴、具、走、趩、䟏、迄、速、古、自、硕、祝、用、马、贤、佳、棫、乐、杨、简、舫、车、矢、宫、寓、四、除、阳、阴、水、洎、各、汧、深、汤、多、銮、方、彤、帛。字形微有差别的79 字,如“其”字,《石鼓文》为,小篆为。“丙”字,《石鼓文》为,小篆为。其他亦多类此。根据以上统计,《石鼓文》与小篆字形相同与字形略有差别的共计126 字,占《石鼓文》、小篆互相对照数的69.2%,其他字形差别较大的占30.8 ℅ 。《说文解字》谓李斯作小篆“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个“颇”字。可能指的就是这个30.8 ℅。由此足以说明,小篆就是根据当时秦国通行的《石鼓文》类型的大篆(即秦文)制作的。
对秦国统一前的文字,从《诅楚文》可以看到真迹。《诅楚文》是战国后期秦昭王向神诅咒楚怀王,请神给楚怀王祸殃的诅文,应该说这是战国后期地道的秦国文字。《诅楚文》的文字与《石鼓文》基本一致。“木”“言”“心”“女”“贝”“人”“夂”“车”“各”“司”“示”等偏旁部首均一致,只有一些字的局部不同。如“马”字,《石鼓文》为,《诅楚文》为。“嗣”字,《石鼓文》为,《诅楚文》为,其差别甚小。可以断言,《诅楚文》就是战国后期《石鼓文》的延伸。
民国以前,考古学尚未发展,对文物铭文与刻辞有的不解,甚至歧视。《李潮八分小篆歌》有“陈仓石鼓又一讹”句,认为《石鼓文》是怪诞不经的文字。这样就使考据学受到了局限,所作出的结论也无法全盘遵循。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叙》“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下注曰:“许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于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则所谓或颇省改者也。”《说文解字》所录的籀文共223 个。按照段氏所说,李斯取史籀大篆作小篆,“省”与“改”的就只这223 个字,未免显得过于轻易了。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说得比较深入。认为秦时“主今而不师古,其易籀为篆,不独有所省改,抑且有所废存”。《说文解字》中有只录籀文没有小篆的字,当是王氏所说属于废除的。但王氏对大篆的演变及《石鼓文》对小篆的作用,却只字未提。
根据上文对大篆、《石鼓文》、小篆三者关系的考证及《石鼓文》、小篆异同的对比与《诅楚文》的字体结构,可知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并不规范,李斯作小篆对秦文是做过大量整理工作的,即分别采取保存、废除、改写、简化。对保存、改写、简化的字均纳入偏旁部首。秦代以前,文字的偏旁部首正在形成。如竹为、田为、皿为等。李斯在作小篆时,为了使小篆书写规律化,便于学习和掌握,把偏旁部首作了统一规定,并且根据需要增至540 个,即《说文解字》上的540 部。李斯作小篆大约为9000 个字。这9000 个字有的全用偏旁部首组成,有的局部采用,没有一个字脱离这个范畴的。用偏旁部首组织字的重要因素,一是表达字义,再是形声。这种情况在《说文解字》中触目皆是。譬如“杵”,由“ ”“ ”组成,为“ ”,《说文解字》曰:“从木,午声。”即是一种木器,读“午”声。“锡”,由“ ”“ ”组成“ ”。《说文解字》曰:“从金,易声。”即是一种金属,读“易”声。其他类此。由于按偏旁部首、形声组合文字,对“不与秦文合”的六国文字和与小篆不同的部分石鼓文进行了改革,就使文字达到了规范化统一化,消除了亘古以来文字异形、读音不同、结构复杂的局面。学习、书写较前为易。因之,深受欢迎。
当时的小篆,正如现在的汉字一样,是人们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对秦王朝统一局面的巩固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尤应值得指出的是,两千余年来,小篆不但没有经过改造,并且从其字体结构发展成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一直为汉字典范。
中国自汉代方有汉族之名。作为文字,先秦时期的文字应称“中国古文”,从汉代开始才能称“汉字”。当时的汉字即李斯小篆与程邈隶书。小篆早于隶书,隶书又源于小篆,因此说,小篆是汉字的鼻祖。李斯作小篆,在中国文字发展史的长河中,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三、斯篆的书法艺术与深远影响
李斯不但在作小篆方面成就卓著,在书法艺术方面也灿放异彩。掀开古文字图籍,就可看到各种奇形怪状的字体。有的成长形,有的成横形,更是菱形、三角形、倾斜、椭圆等各种字形具备,并且一篇字体大小疏密不一。《石鼓文》的文字虽然略成方形,但字体大小长宽也不一致。小篆确定了长方形字体,一篇文字不但字体大小一致,而且排列整齐。这样就开创了书法构造章法的先河。
对李斯的书法艺术,《书断》有如下记载:“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辑书其文。今《泰山》《峄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为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书,知为冠盖,不易施乎?”《墨池编》说:“(李斯)用笔法,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书后品》说:“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史书纪原》并谓斯篆为“玉筋篆”。
据史料记载,李斯还善龙、蚓、鸟、鱼等形篆。《宋史·李公麟传》记载:“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
历代篆书的确无不效法斯篆。唐代的李阳冰以擅长篆书名世。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 意即他的篆书直接取法李斯。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句, 谓李潮的篆书逼近李斯,说明李潮对斯篆学习已经入微。宋代苏轼在《刻秦篆记》中写道:“蜀人苏某来守高密,得旧纸本(指琅邪刻石拓片)于民间,比今所见(指残存琅邪刻石)尤为完好。卢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 文中的文勋也是斯篆的临摹者。因他“得李斯用笔意”,被苏轼赏识,令他按照琅邪刻石拓片临摹刻石。
斯篆风靡古今,并且融入金石,对后代的碑刻篆刻影响甚大。秦代之前有摩崖,汉代以后才有碑刻。汉代碑刻的内容,主要为记事颂德,是以李斯随始皇东巡刻石颂功演变而来的。因此,鲁迅认为李斯刻石“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出也”。 李斯篆写的秦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等,又是后代篆刻的先河。篆刻主要指制印。制“印”家常指出“印宗秦汉”,就是宗法李斯所制的秦玺与汉印篆刻。制印,汉代已经风行,唐、宋开始出现“鉴赏”印,以艺术品的姿态问世。之后,出现了《宣和印谱》《印史》《学古编》《印人传》等著作。著名的篆刻家明代有文彭、何震、苏宣,清代有丁敬、邓石如、吴昌硕等,他们制印无不运用篆书,这是因为篆书古朴优美。小篆融入隶、楷、行、草,很多书法家提出习字应从篆书入手。近代书法郑海藏指出:“专习篆书,可俯视一切”,“从凝重入手,其进必速”,并提出要“逆笔涩进”,与得“曲折停顿之妙” 。凝重、逆笔涩进、曲折停顿,都是篆书的运笔法,掌握了这些就能使书写的线条刚劲有力,藏而不露,使笔意朴茂、静穆、清雅。今日高等学校书法系,篆书均定为首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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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编《各种书体源流浅说》。
[2] 《苏东坡集》卷十二《续集·刻秦篆记》。
[3] 《汉字文学纲要》,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29 ~ 31 页。
[4]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八《秦器款识》。
综上所述,李斯为汉字开山鼻祖,影响深远,其书法艺术又被誉为“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窃以为,“书圣”这顶桂冠,李斯不戴,别无他人敢于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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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法新论》第十编《海藏先生书法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