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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边区，指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南部几个县的活动地区，中心区域在河南省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交界的大山区。这里属于桐柏山区。这个区域有一座名山，叫铜山，风景优美，人们赞为《铜峰叠翠》。鄂豫边区根据地也叫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已载入《毛泽东选集》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一文的附注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14个游击根据地之一。当时，我们鄂豫边区省委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多数虽读过孔夫子的书，但没有学过马列主义。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致使鄂豫边区党组织只剩下几个同志没有被捕，也同中央失掉了联系。经过几次暴动失败的教训，我们已意识到革命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我们就选择确山、信阳、桐柏、泌阳交界地区作为开展游击战的中心区。这个地区都是山区，人民贫苦，土匪经常出没，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对开展游击战争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省委委员中有三个同志经常在这个地区工作，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游击队终于在1936年1月4日（夏历乙亥年腊月初十）在信阳县西北约90华里的吴家尖山小石岭村诞生。一开始，我们力量小得可怜，只有7个人，长短枪3支。这样小的力量怎么能生存和发展呢？说老实话，当时我们还不大明确“政策”这个概念，只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说，客观实际向我们提出了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行动，甚至还不能生存下去。我们并不知道马列主义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也不知道毛主席怎样说的，我们只知道有一句老话，叫做“多交一个朋友多条路”。我们就根据这句话，提出了几条办法。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边区游击队的土政策，其中也包括方针和策略问题。为了避免同我以前所写的《鄂豫边区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一文重复，有几个问题，如“打坏货，拉土豪”、“对土匪实行大股拉、小股打的办法”、“帮助群众城里抗日自卫队”等，本文就从略了 一、 多交朋友，少得罪人 “多交朋友，少得罪人”，就是说在斗争实践中，不论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土匪流氓，只要不是坚决反共的，广大群众也不大痛恨的，愿意同我们交朋友的讲联合的，我们都可以同他交朋友，而集中力量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群众最痛恨的家伙。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只要对我们有利的事就干。如泌阳县邓庄铺有个联保主任叫李耀堂，吸大烟，还做买卖，我们原来认为他是个小地主兼资本家，打算把他干掉，因邓庄铺在游击区的中心，我们以为去掉他这个“钉子”，游击区在这一带就联成一片了。有一天，我们抓在邓庄铺附近，李耀堂找一个同我们有联系的人领着他来见我们，带着大烟、老海，因他把我们误认为土匪了，大烟、老海是土匪的见面礼。既然来了，当然不能把他干掉，我们就摆上大烟灯，陪他抽大烟，不然他不怕，不敢同我们讲实话。大眼一抽，就谈开了。他完全赞同我们的革命主张。这个人从此成了我们的朋友。他虽然当了国民党的联保主任，但他出身贫苦，对穷人深表同情；穷人找他办事，他都热心帮忙，毫无官僚架子。另外，他特别聪明，土豪劣绅、军阀、上匪，他都能把关系搞的很好，人们称他“四面光”，我们同他开玩笑，说他“八面光”。我们利用他这个特点，做了很多共产党员做不到的工作。此人以后戒了大烟，参加了共产党，曾在新四军五师跟李先念同志当副官，在湖北某地一次对日军作战中牺牲了。又如信阳县吴家尖山附近有一个农民，爱交朋友，有一天，我们的游击队住到他家里，他要同我们拜把子，如同《三国演义》上说的“桃园三结义”那样，这事在“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下是不允许的，经过游击队支部讨论，认为对我们有利没有害，决定同他拜把子。共8个人，老大哥排在最前头，年纪最小的排在最后头，都跪在地下。老大拿一把点燃的香烟，首先发誓说：我同某几人拜为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祸同担；谁要有三心二意，要炮打穿心过。老大发誓之后，叩了头，把香火传给第二个人照样说一遍。挨次照样传下去。拜了把兄弟之后，这个农民对我们游击队真是亲如兄弟，以后再见面，当地敌人的活动情况他都告诉我们，帮了我们许多忙。我们这个“多交朋友，少得罪人”的政策，一支贯彻到1938年初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但在这中间，我们犯过一次永不能忘记的错误，就是我在《鄂豫边区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一文第七节中所说的要干掉确山县石滚河联保主任赵子敬那件事；政策错了，给游击队带来很大损失。如果不犯这一次错误，当地是没有人能够组织起力量打我们的。事实证明，“多交朋友，少得罪人”的政策完全正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统一战线政策。 二、秘密行动，隐蔽发展 因我们力量太小了，只有六七个人，小得不能见天日，我们就只好秘密行动，隐蔽发展。不散传单，不喊口号。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实际上是自我暴露目标，招引敌人来消灭自己。这个苦头我们吃得太多了，再不能干那种蠢事了。我们的行动完全是秘密的，白天在群众家里隐蔽起来，夜间人都睡了，再出来活动，不能惊动村上的人，不能引起狗叫，而且一个村子只能住一夜，谨防泄密而被敌人追捕或包围。我们用这个办法，活动了两年多，以昼作夜，行动机密，敌人始终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住在什么地方。1937年我到延安时，中央组织部有个同志拿一份《大公报》给我看，上面载着：“赤匪”某人有十个游击大队在某地活动。那位同志问，这是否讲的我们。我看了那条消息，真觉得好笑。实际上我们那时只有一个大队，一百多人，《大公报》是当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三、依靠群众 朱德同志说过，游击队同群众的关系，如鱼同水的关系。鱼离了水当然不能活。在实践中，我们对这个道理体会得特别深刻。不仅是鱼同水的关系，而且是子与母的关系。初生的婴儿，没有母亲精心抚养是不能长大成人的，初生的游击队也是如此。我们两次遭受严重打击，几乎被敌人消灭，主要是因为脱离了群众。受到教训之后，再不敢脱离群众了。凡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好的村子，再不能去住了。在被迫的情况下去住，必须夜里把村子围起来，先叫出一个人，向他宣传，再由他召集全村的人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要他们保密，严令不准出去。这是万不得已时采取的办法。一般的都是事前做好工作。进村时先喊出一个人，通知各家把狗管理好，不让乱叫，再安排人的住处，谁家住几个人群众做这事非常熟练，很快就安排好了。紧接着他们就开会，分配明天的工作任务；谁去侦察敌人，谁去赶集给游击队买吃的。游击队生活紧张、艰苦，又没有薪饷，靠什么照同志们的生活？就是经常吃肉。所以游击队一住下，群众很快就安配好哪几家分别到几个肉架子上去买肉，要不然，一个庄上突然到一处买几十斤肉，一定会引起敌人怀疑。不过时间久了，这个秘密被卖肉的发觉了，他看到这个庄上很多人买肉，就知道游击队在这个村上住，比较熟悉的有时也会问：“他们来了吧？”但从不泄露秘密。事实使我们深切体会到，群众与游击队，真是如同母子一般关系密切。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但当时我们提不到理论上去认识。 四、尽量避免同敌人作战，不打无把握之仗 这一条，也是由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况决定的。拿做买卖作比方，我们的本钱太小了，所以我们提出：避免同敌人作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实践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有一次我们行军走了差不多一夜，还下着小雨，天快亮时，走到确山县西、石滚河东12华里的高庄宿营。我们派出的站岗的在高粱地里隐蔽着，一支国民党部队开过来，他未发现。这支国民党部队是一个连，由瓦岗镇以北出发去打土匪。我们住下，派了当地的同志去监视瓦岗方面的敌人，结果他出去不远就遇见瓦岗开过来的军队抓他带路，他说他正在中地，牲口还在地里，不能离开，结果没去给军队带路，使他不能转回给游击队报告。第二个派出去侦察的当地人是个木匠，非常聪明，而且有胆量，他出门就遇到这支军队，军队问他土匪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在南边山里头，军队要他带路，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带着军队就走了。他同军队谈话时，同游击队只隔一堵墙，我们听得清楚。我们看着军队同木匠谈话，前是个连长跟着两个护兵，背着驳壳枪和大刀，后边的士兵都停在路上，把帽子摘下当扇子扇，这时我们游击队如果实行突然袭击，可以把这个连打垮，缴一部分枪，但这个庄上的群众要受到伤害，所以我们避免了这次战斗。军队被聪明而勇敢的木匠领到山里打土匪了。事后有争论，有的说应该打，有的说不应该打。1937年，我曾就此事在延安问过朱总司令，他说不应打，打了老百姓要遭殃。我们所打的土豪劣绅的围子和碉堡，没有打不开的。土匪成百上千人打不开的，我们游击队几十个就打开了，甚至四五个手枪队员就打开了。这不是游击队有什么特殊本领，主要是事先把群众工作做好，用里应外合办法打开的。土豪劣绅对我们怕得要死，他们根本不知道游击队从何而来。这样例子很多，就不再列举了。 五、组织严密，成分纯洁 过去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发展一点力量就要暴动，这等于报告敌人来消灭我们。暴动失败了，还瞎吹政治影响如何如何；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好的同志，不了解一个农民变成一个游击队员不是那么容易的。突然发展一百多人或几百人，不要说打仗了，就吃饭这一个问题都很不好办；反革命来镇压，听见枪声就散伙了。结果发展得很快，失败得很惨。这不是一次的教训，而是重复几次的错误。我们不能再干这样愚不可及的蠢事了。因此，游击队员都是由地方党选送的，成份除少数知识分子外，都是贫苦农民，必须有牺牲一切为革命的精神，如父母被抓去、抄家，搞的倾家荡产也不顾，连自己的性命都准备牺牲。同志们在战场牺牲了，尸体我们是不收的，不是我们冷酷无情，而是我们没有条件去搬尸。如副队长王国平同志和几个队员被包围牺牲，头被敌人割掉；省委书记张星江同志牺牲时敌人追着我们喊“捉活的”，我们怎么去收尸呢？这样，对游击队员的斗争情绪是否有影响呢？毫无影响。我们为牺牲的领导者和战友痛哭一场，擦干眼泪继续战斗。同志们已经懂得，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那个时候入党有一句誓词，叫“牺牲一切为革命”。所以游击队员是地方党挑选来的有觉悟的贫苦农民，年龄都在20岁左右，是最纯洁的青年。有一次，确山竹沟附近的一个小青年刚结了婚，父母都死了，只有小两口，他非要参加游击队不可。我们调查的很清楚，他参加了游击队老婆保不住，我们说明坚决不要他，他就坚决不走，用棍子打也打不走，最后只好把他收下，老婆很快就被坏货卖了。游击队没有薪饷，吃饭穿衣都靠打土豪。组织要严，成份要纯，主要是怕意志不坚定者叛变投敌，带着敌人捉我们。出了叛徒最伤脑筋；我们游击队几年当中没有出叛徒，但是出了土匪。有一个游击队员在游击队学了一点本领，他想拉一股人单干，结果他跑出去，拉了一个小杆子，共8个人。这是由于起初我们只注意发展，不注意质量，也没有严格的纪律所造成的。有一天游击队把他8个都捉住了，全部砍了头。失败是成功之母，以后我们就注意队伍的质量了。 六、吸大烟，扒洋钱 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游击队吸大烟是不允许的。但在群众有吸大烟习惯的情况下，不应酬一下，很多事情都不好办。而且反革命还要借此造谣，说共产党抓住吸大烟的就杀，因而很多吸大烟的怕我们，特别是当土匪的，因土匪中很多人吸大烟。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小土匪头，我们就同他一起吸大烟，开始他很害怕，等我们真正的吸起来了，他就从床上跳下来，拍着屁股说：“你们还会抽大烟呀？人家都说你们抓住吸大烟的就杀。”我们告诉他，这是反革命造谣，不要听他的。从此，土匪就不怕我们了，我们才能进行匪运工作。还有一个小地主，比较靠近我们，要请我们吃饭。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接受人家请吃饭，可我们一再拒绝也不行，最后只好去了。但他请客首先摆上大烟灯，不吸大烟是不能吃饭的，这是当地的习惯。不吸大烟甚至话都谈不下去。我们不得不应酬。把大烟一吸，他讲实话了。他说：“你们打的土豪，洋钱你们没有找到呀，都在地下埋着呀！他也未敢扒出来，扒出来没有地方放。”他说的那家土豪已跑到外地去住了。我们正住在他家里。听这人说的有道理，我们第二天早晨就动员少年先锋队扒洋钱，一个队员在猪窝里扒出一罐子洋钱和元宝。这个消息很快轰动开了，不到几个钟头，扒出5000多现洋和好几个大元宝。这是游击队第一次发了大洋财；但游击队订了一条纪律，为了工作吸大烟应酬一下可以，但不能吸上瘾。只能往外冒烟不能往肚里咽，更不准带大烟枪，我们对一切事情都根据实际情况办理。吸大烟本来是坏事，但我们利用它办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这叫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受教条束缚。 1938年2月 周骏鸣（1902-2003）字子骥，确山县石滚河乡人。1932年1月参加革命，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确山县委书记、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任鄂豫边省委组织部长、红军游击队队长。后任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团长、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团长、新四军五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二师副参保长、新四军五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二师副参谋长、淮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新四军二师师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建国后曾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zhumadi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