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江生平事迹(一）

  张星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活动在鄂豫边区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革命战士。他参加革命后，历任党支部书记、中共唐河县委委员、鄂豫边特委委员、南阳中心县委书记、鄂豫边临时省委委员、鄂豫边工委书记、鄂豫边省委书记兼红军游击队指导员等职。他为鄂豫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张星江，又名张振兴，1907年出生于唐河县毕店乡张心一村一个农民家庭。在他童年时候，父亲张文炜就染病去世，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的母亲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终生不辍劳作。从母亲那里，张星江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坚强的意志。

 张星江九岁时，到附近回龙寺小学读书。后因祖父被诬陷有“通匪”嫌疑，家业遭到官府的查抄。他刚上完初小，就被迫停学务农。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异常严重。他的家乡地处唐（河）、桐（柏）、泌（阳）边界地区，兵匪豪强横行乡里，各种捐税多如牛毛，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官府抄家后，祖父病故，叔伯分家，星江母子的生活每况愈下，他亲身体验到生活的困苦和劳动的艰辛，对社会上贫富悬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实，深感激愤。

  他小时候最喜欢听村里人们讲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故事。英雄们那种揭竿而起、锄奸济贫、为民除害的反抗精神，在他心灵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十分憎恨当时那个黑暗的世道，立志报效祖国，扫除人间不平。

  192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唐河县一些在外地入党或入团的知识青年，先后回到家乡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团组织。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的张星江受到启发和影响，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是年秋，由中共唐河县委委员张友辅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星江入党后，就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他在家乡串联发动群众，揭露地主和官府的罪恶，使不少贫苦农民懂得了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他依靠这些觉悟起来的农民，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并把其中的积极分子陆续吸收入党，很快在张心一村建立了党小组，不久又建立了唐河东部第一个党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

  1928年秋，张星江进入中共南阳特委在唐河县源潭镇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当时唐河县委为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将全县划分为三个工作区。张星江任唐东区负责人，在毕店、井楼、双河、大河屯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他经常在夜间召集党员和积极分子到荒郊野地开会，讲述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和武装斗争的道理，对推动唐东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宛属各县因久旱不雨，造成严重春荒，很多穷人逃荒要饭，而地主豪绅却囤积粮食，解雇佣人。张星江率领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群众开展“吃大户”和反对解雇的斗争，迫使一些地主土豪拿出粮食．救济灾民，并收回被解雇的佣人。当时，张心一村的地主恶霸曾以防匪为名，强迫农民无偿献工筑寨，张星江发动群众罢工，要求按地亩的多少摊钱雇工筑寨，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0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扩大鄂（北）豫（西南）边区的武装斗争，将鄂北特委和南阳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特委，下设襄阳、南阳、河口三个中心县委。张星江参加了在邓县白落堰召开的鄂豫边区有关县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张星江被选为特委委员，同年11月中旬，根据唐河地区革命形势较好的实际情况，鄂豫边特委决定调鄂北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北上攻占唐河县城，以开辟唐、桐、泌革命根据地，使之与鄂北襄（阳）、枣（阳）、宜（城）苏区连成一片。11月30日，他和唐河县委书记吴寿青率地下党员和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一举攻克唐河县城，反动县长姜照昌和县民团团长史玉琨狼狈逃窜，革命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唐河城头。

  红军攻占唐河后，建立了唐河县苏维埃政权。这一震撼豫南和鄂北的革命壮举，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此时，盘据在唐东毕店镇的区民团头子王德方如坐针毡，深怕红军端了他的老巢。针对这种情况，红二十六师司令部和唐河县委研究决定，由县委书记吴寿青派人对王德方进行劝降工作，同时由张星江在毕店一带抓紧组织农民赤卫队，作好策应红军作战的准备。12月5日晚，红军向毕店进发，张星江率领一百多名赤卫队员埋伏在毕店西边孔庄大堰，确定枪响为号，进寨支援。因当时枪支很少，队员们的武器大都是红缨枪和刀、棍等，有人问张星江：如冲突起来，怎么样打？只见张星江“唰” 地从怀中抽出一把菜刀，说：“趁天黑混到拿枪的敌人身边，用这个向他脖子上一抹，不就把抢夺过来了吗？”他这种机智勇敢的精神，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在我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王德方被迫把红军迎进了毕店。12月6日上午，毕店苏维埃政府成立。但狡猾奸诈的王德方却暗地联络附近地主武装，乘当夜我军一部去攻打孔寨之机，对我军进行包围偷袭，红军受挫，撤回鄂北苏区。

   红军走后，张星江因在地方暴露了身份，便离开唐河去南阳中心县委担任书记。

 

张星江生平事迹（二） 

  1931年夏，由于敌人封锁鄂北，断绝红军子弹、药品、布匹等物资的来源。为了解决部队给养的困难，上级调张星江给红二十六师搞后勤供应工作。那时，敌人在通往苏区的要道设立了许多关卡，对过往行人盘查甚严。张星江总是机智地闯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把弹药物资送到红军那里，把党的指示带回白区。他经常化装为商人、小贩、农民，奔波于白区和赤区之间。一次，当他赶着驮有弹药物资的毛驴经过一个小集镇时，看见道旁有敌人的哨卡，就掏出窝头，边吃边赶毛驴，若无其事地迎着敌兵走去。快走到敌军跟前时，他趁敌人不注意，用鞭杆猛捣一下驴屁股，驴受惊吓突然向前狂奔，迅速闯过哨卡。他立即把草帽丢在地上，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边追赶，边故意高喊：“老总，请给我截住驴！”那哨兵看驴背上驮的是粮食布袋，又见张星江是乡下农民打扮，以为不会带有什么违禁物品，不但未予检查，反而大声呵斥：“谁给你截呀！”就这样，他闯过了敌人的盘查关。

  在搞好部队物资供应的同时，张星江还发动唐、桐、泌等县的党组织，选派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去鄂北参加红军。这对充实红军的骨干队伍，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

  1932年元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量兵力“围剿”襄、枣、宜革命根据地，苏区情况异常严重。二月初，张星江参加了鄂豫边特委在宜城县新街召开的各县党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边临时省委，他当选为省委委员，会后，被派回唐河工作。

  1932年3月，张星江受上级党组织的派遣，赴上海任党中央交通员。在上海，他接触到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来自各地的革命同志，眼界大为开阔，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地下工作经验，努力保护党组织、领导人和交通工作的安全。他曾给同志们说：“我是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能和党的领导人在一起，共同为革命胜利而奋斗，这使我深切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救星，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才有出路，才有希望。” 这一年7月，张星江在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后，从上海回到鄂豫边区，担任唐河县委书记。

  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农民生活很苦，鄂豫边临时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和抗捐抗税斗争。张星江积极贯彻执行这一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从1932年秋到1933年初，唐、桐、泌一带形成了分粮的高潮。

  193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张星江在唐河马振扶岭尽沟村北的小河边召开了三百多人参加的会议。他向到会的党员、积极分子和贫苦农民讲道：“乡亲们，眼下快要过年了咱们中间有很多人还没有饭吃。官府不但不发放一粒粮食，还要抽丁派税，这是不顾咱们的死活呀！那些地主老财们，屋里囤积的粮食都发了霉，却不愿拿出一点救咱穷人的命。我们要想寻找活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咱们团结起来分粮！”张星江的话表达了那些缺粮断炊的贫苦农民的心声，他们纷纷表示愿意组织起来，开展分粮斗争。

  第二天夜里，张星江带领群众，分四路到唐北源潭附近去分地主囤积的粮食，大获胜利。他们将一万多斤粮食分给遭受地主剥削压榨忍饥挨饿的农民。此后，张星江还领导群众先后在源潭的郝庄、毕店及城郊、马振扶等地分粮。贫苦农民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也看到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饭吃的客观事实。他们创作歌谣传唱道：“大户粮食堆成山，穷人饿得实难堪，饿死冻死也是死，快快起来分粮食。走呀！跟着老吭（张星江的绰号）分粮去！”

  张星江还在唐河东部和桐柏西部组织了小型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打击土豪劣绅，筹粮筹款。1933年初的一天晚上，张星江率领十几名赤卫队员，带短枪五支到唐河城东北四里桥村，攻进大地主白六水家里，令其交出银洋二百多块。他还领导唐东双河镇及桐柏的苗庄、张岗、崔岗、后埠等村农民赤卫队八十多人，用巧计打开赵庄，将地主孟清臣剥夺农民的四千多斤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分粮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士豪劣绅的气焰，扩大了革命影响，提高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1934年3月16日，党中央在《给鄂豫边工作委员会指示信》中，赞扬“唐河数百农民在党领导下，起来分地主豪绅粮食”的斗争，并号召各地“必须运用以前唐河分粮斗争的经验”。

 

张星江生平事迹（三）

  1933年6月，鄂豫边临时省委及所属的南阳中心县委，由于叛徒王星阶的出卖而遭到破坏，省委和中心县委负责人宋良由、郝久亭、杨一平等被捕。这不仅使鄂豫边区党组织失去了领导机构，中断了与中央的联系，还使一些县的党组织面临着继续遭受破坏的危险。在此严重时刻，为了在危机中挽救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张星江和鄂豫边临时省委技术书记仝中玉（尚未到任，当时任鄂豫边省委委员、南阳中心县委书记），泌阳县委书记张旺午挺身而出，联络唐河、泌阳、新野、方城等县党的负责同志，于七月在新野樊集去南阳的路上召开会议，分析了形势，成立了鄂豫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张星江任书记，仝中玉、张旺午负责组织、宣传工作，继续领导鄂豫边区党的工作。

  临时工委建立后，根据白区工作的特点，张星江等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深入农民之中，发展组织、站稳脚跟，并和上海中央局接上了关系。同时，临时工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秘密工作，使党组织免遭破坏。到1933年秋，唐河、泌阳、镇平、新野、邓县等县的党组织渡过了艰难时期，开始稳定地发展，为以后发动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1月，张星江作为鄂豫边党组织的代表，到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二苏”会议上，张星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和河南省委的代表王国华一起，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亲切接见。张星江和王国华向朱德汇报了他们组织的游击队夜聚明散，分别在唐、桐、泌和驻马店附近向地主展开夺粮斗争的情况。朱德听后指示说：“你们要抓住山区，抓住敌人三不管的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革命根据地。”

  从江西返回河南后，张星江于4月20日召开临时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会议精神。按照中央的指示，此次会议改临时工委为工委。工委书记张星江于八月在太白顶召开工委会议讨论了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张星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苏区经验，提出：我们以后不能长期停留在秘密工作阶段，必须建立武装，以武装斗争来打击敌人，壮大革命力量。会后，工委先后派组织部长张旺午和宣传部长仝中玉赴上海向党的中央局汇报工作。对鄂豫边工委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以后主要发展方向的意见，中央局表示同意和支持。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在向京汉线以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到达桐柏县西北部的歇马岭。张星江闻讯带工委交通韩本清赶去，和红二十五军取得了联系。他向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详细介绍了桐柏山区的地形和敌情。根据张星江的介绍和进入桐柏山区后的实地考察，程子华、徐海东同志感到桐柏山区离平汉线太近，回旋余地较小，加上敌人大军压境，决定改变在桐柏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继续西进。由于红军沿途受到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的围追堵截，战斗频繁而且艰苦，要求熟悉地理环境的同志充任向导。张星江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引导红军于11月22日，摆脱了优势敌军在湖阳镇以东地区的前后夹击，又在方城县独树镇同敌步、骑兵浴血奋战，突出重围，然后入伏牛山区，胜利转移到陕南。张星江从豫西卢氏返回时，程子华等领导同志感谢他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立了一大功，并把红二十五军与鄂豫皖根据地红二十八军联络的任务，交给鄂豫边工委。为此，张星江东经信阳、光山等地，历尽艰险，到鄂豫皖根据地，将红二十五军给中央的报告转交给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沟通了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的联系。

  边区的工作极为艰苦，我党经济十分困难。为了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张星江卖掉了自家的驴和耕牛，又把仅有的十几亩地全部卖光。为节省一点钱，他在外为革命奔走赶路，很少住客店。天气暖和时，就在村头草垛边席地而卧。路途中饿了，啃点生红薯或生萝卜当一顿饭；渴了，就喝点河沟里的水。为革命，他无暇照管自己家中的一切。他的妻子郭云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靠给邻居帮工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张星江每次顺道回家，总是安慰妻子：“等革命胜利了，咱们就会过上好日子。”

  国民党反动派对张星江又恨又怕，多次封他家的门，大肆造谣、污蔑、恐吓，对他到处通缉，悬赏捉拿。1935年夏的一天晚上，唐河县保安团和毕店民团突然包围了张心一村，没抓到张星江，便把他的妻子郭云和两个堂弟（星山、星端）抓去审讯。敌人妄图从他们嘴里获得张星江和鄂豫边其他领导人的行踪。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郭云等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干部的亲属们高尚的革命气节。反动派一无所获，只得将他们释放。

 

张星江生平事迹（四）

  为了加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1935年7月13日，张星江在桐柏县白莲洼村召开了一次筹建游击队的重要会议。除工委领导仝中玉和唐河、泌阳、新野、桐柏等县党的领导人外，红二十八军在该地养伤的部分伤员也被邀参加。会上，同志们情绪很高，特别是一位红军连长介绍游击战争的经验时，讲得又实际又生动，大家听得很起劲。不料15日凌晨，他们突然被桐柏县第五区民团包围，张星江、仝中玉等四人冲了出去，其他同志全部被捕，红军连长当天即遭杀害，鄂豫边党组织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

  张星江、仝中玉脱险后，在桐柏县李营村恰遇去陕南与红二十五军联系归来的工委组织部长张旺午，他带回了活动经费和红二十五军首长给工委的建议：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策应鄂豫皖红军。在此艰难时刻，得到红军的宝贵建议和物资上的支援，这三位亲密战友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以更高昂的斗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白莲洼会议前，张星江曾与在豫南汝（南）、正（阳）、确（山）一带开展工作的王国华联系商定，将豫南、豫西南十余县党组织合并，成立鄂豫边省委，统一领导豫南和豫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7月底，鄂豫边省委在唐河县毕店正式成立，张星江任书记，仝中玉任组织部长，王国华任宣传部长。

  鄂豫边省委的建立对推动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发动游击战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张星江等领导人认为，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刻不容缓。他们看到泌、确、桐、信之间的天目山一带，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反动统治力量较弱，开展游击战争，非常有利。为此，张星江亲自到信阳尖山一带，协助在那里工作的周骏鸣，抓紧组建武装力量。

  张星江创建游击队前后，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鄂豫边区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再次失去联系，经济供给和枪支弹药都没有来源；国民党反动派在各个县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地主豪绅有围寨、炮楼和武装保护。因此，个别同志对游击队能否发展，思想上存在很大的顾虑。在一次会议上，张星江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土匪都敢同国民党干，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又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吗！”他的话铿锵有力，激励着所有在场的同志，使大家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

  1936年元月4日，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信阳吴家尖山北小石岭村建立起来了。张星江兼任指导员，周骏鸣任队长。在这支当时只有7个人、3支枪的小小队伍上，寄托着边区党组织发展武装斗争的希望。

  红军游击队成立的当天夜里，就在小石岭村打响了第一枪，镇压了无恶不作的保长注心乐并缴获其步枪。随后，张星江和周骏鸣把游击队拉到天目山一带活动。在天目山北边和前何庄相继惩治了与我游击队为敌，欺压群众的四个反动分子，又冒雪奔袭信阳西北的罗楼和确山县西北的大桥凹，除掉了残害人民的恶霸张兆龙和反动保长湛广才。游击队在很短时间内就横扫方圆几十里内的劣绅、恶霸，缴获十几支长短枪，赶走骚扰群众的小股土匪，就连一些地主的寨围子，游击队也可以想进驻就去进驻。游击队从地主土豪手中夺回的粮食和其它物资，每次都就地分给贫苦农民。这样一来，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他们亲切地称红军游击队是“咱们的队伍”。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队只能白天隐蔽，晚间行动，时常顶风冒雪，翻山越岭。队员们没有行李，无论天晴天雨，都仅靠一套衣服，铺的盖的是稻草。谁也没有领取一文钱津贴，而且常常一连几天吃不上油盐菜。身为省委书记和指导员的张星江，与战士们同战斗，共患难。他不断地向大家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提高勇气，增强信心，决不在困难面前当逃兵。坚持武装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1个多月的连续战斗，游击队发展到30多人，十几支枪，开辟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到2月底，游击队整编，学习中央红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党支部和战士委员会。张星江兼任党支部书记。为了加强政治、纪律教育，张星江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原则严格管理教育部队，强调指出凡是违犯纪律的人，不论是干部、战士，都要予以严肃处理。

  1936年3月初，游击队到确山、遂平县交界的老乐山一带活动。6日夜里在老乐山东边的杜庄宿营时，遭到遂平县保安队的袭击，张星江、周骏鸣等各带一部分队员冲出，副队长王国平和一名队员壮烈牺牲，张旺午、吴仁甫等被捕，游击队受到了严重挫折。这一次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说明在游击队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不该过早的远离游击根据地去开辟新区。同时也说明了游击队还缺少战斗经验，敌情不明，警惕性不高。为此，张星江主动在全体党员会上检讨自己，承担了作为领导者的责任，并要求大家接受教训，继续投入新的战斗。在游击队撤回天目山一带休整的同时，以张星江为首的省委，号召地方党组织积极向游击队输送人员，并调泌阳县有战斗经验的陈香斋到游击队担任副队长。这样，游击队很快又发展到30多人。

 

张星江生平事迹（五）

  为了迅速扩大武装，解决游击队缺乏枪支弹药和经费的困难，1936年3月27日，张星江等领导了著名的孤峰山庙会夺枪斗争。

  孤峰山位于桐柏县平氏镇西南，山上有座祖师庙，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七，方圆数十里，甚至上百里的人都来这里赶会做生意，上会的人数达数万。庙会上有不少带枪的土豪劣绅及其狗腿子。张星江认为这是个夺枪的良机，便召集省委委员王国华、周骏鸣等人开会研究，决定发动唐、桐、泌三县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配合游击队到庙会上去向土豪劣绅夺枪。

  会后，张星江立即奔赴唐河、桐柏两县，找到地方党和赤卫队的负责人刘中兴、王清玉、赵明敬、苗良田等同志，把准备到庙会上去夺枪的行动方案，向他们作了传达。张星江还亲自在唐河的大河屯和井楼等地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动员部署。

  3月27日晨，张星江、周骏鸣率游击队赶到庙会地点，王国华、牛德胜等分别指挥泌阳、唐河、桐柏县的党员群众一百多人扮作烧香的、赶会的，陆续进入了庙会。副队长陈香斋带领持长枪的队员在孤峰山南边的菊花村隐蔽，负责外围的接应和掩护。

  下午4时，正当庙会上的几台戏唱得热闹的时候，在张星江的统一指挥下，我游击队员、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立即在颈上围起白毛巾，持短枪、木棒向土豪劣绅冲去。会场上顿时一片大乱，到处是枪声、木棒声、哭叫声、求饶声。别廷芳派来“镇会”的两连保安队也晕头转向，四处逃窜。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游击队夺得了十几支长短枪和部分银元、布匹等物资，迅速撤出庙会，向预定地点转移。

  次日中午，游击队在桐柏县安棚东南的牛庄宿营时，与国民党保安团三百多人遭遇。张星江果断地决定，由陈香斋带长枪队在前面开路，自己和周骏鸣、牛德胜等断后掩护，边打边撤。临近黄昏时，游击队撤至姬岭寨的马道岭，又遭增援之敌的堵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陈香斋带领队员们大声喊“杀！” 冲向敌人，终于打开缺口，上了山岭。但掩护突围的张星江等人仍然未摆脱敌人的追击。在激战中，张星江腿部负伤，血流不止，仍顽强地阻击敌人，并告诫同志：“不能给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抹黑”。牛德胜要背他走，他使劲推开牛德胜的手，说：“不要管我，你快突围！”这时，敌人已经迫近，边打枪边叫喊。张星江低声严厉地命令牛德胜：“快走！现在党不需要你和我一起死在这里，你要活着冲出去！……”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突然从侧面山沟里飞来，张星江头部中弹，壮烈献身，年仅29岁。

  队员们得知张星江牺牲的噩耗，个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敌人，为敬爱的指导员报仇。在仝中玉、王国华、周骏鸣等同志的领导下，红军游击队转战于桐柏山区和豫西南平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

  张星江同志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在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无论在任何险恶的形势下都能坚定不移的为党工作。他坚持革命原则，强调党性党纪，对危害革命、破坏党纪的人深恶痛绝，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告诫同志：“不能给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抹黑。”战斗中，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既是指挥员，又是英勇的战士；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是联系群众的楷模；他富有领导经验和组织才能，在鄂豫边党和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他的不幸牺牲，是鄂豫边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建国后，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找到了烈士的遗骨，于1957年移葬于泌阳县烈士陵园。在张星江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李先念，以及程子华、黄火青、郭述申、仝中玉、张旺午、周骏鸣、牛德胜等革命前辈纷纷撰文和题词，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唐河县委、县人民政府建立了张星江烈士纪念碑，举办了张星江烈士生平事迹展览，将烈士家乡的回龙寺小学命名为“星江小学”。张星江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