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王国华前往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大”。4月，王国华在延安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豫南工作。他的汇报得到了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经陈云推荐，中直机关各单位邀请王国华作报告。王国华生动地讲述豫南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开创和成长壮大的斗争历程，极大地吸引了延安的听众。王国华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特别重视和关怀，派人补习政治、文化常识，同时留他到中央党校一部(高干班)学习。在学习或开会时，毛泽东常常亲切地称王国华为“我们的农民领袖”、“我们的王老汉。”在学习政治、军事知识的过程中，王国华完全依靠非凡的记忆，取得了良好的成绩。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康生借审干之机，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河南、甘肃等省白区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王国华坚决反对。有人让他交待问题，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呀!康生听后恼羞成怒，把王国华关押起来。王盛荣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及时制止，王国华才得以获释。当时有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同志，被卷进“抢救”运动之中，受到怀疑、体罚，王国华不怕株连，勇敢地替她说话，向上反映，将她解脱出来。至今，这位女同志对王国华仍是非常钦佩感激不尽。“文革”中，王国华到北京冶病，这位女同志虽已古稀之年，但亲自端饭到医院，送到王国华的病床边。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消息传到延安，王国华听后悲痛欲绝。这一年，王国华的爱人张女在新四军五师被服厂以身殉职，儿子王俊生在湖北京(山)安(陆)县任武装大队长，被叛匪杀害。失去妻子和儿子，对王国华的思想打击是很重的，但却比不上失去战友彭雪枫更为痛心。王国华接连哭了四、五天，不吃饭、不睡觉。中央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同志劝他不要过于悲痛，越劝他哭得越很。他哭着说着：“彭雪枫能说能写又能打仗，在竹沟一起工作时间虽短，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很佩服他。”

    1945年“双十”协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宁一、王国华、廖志高负责，抽调姜宗仁、王正、孙鼎等十余名适合到豫西南地区工作的干部，研究恢复白区党的工作。王国华根据亲身实践，讲解关于对待土匪武装的方针政策。他具体分析了“土匪”的成分及区别对待的政策。他特别强调，对待土匪武装，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区别对待。要争取下层基本群众，孤立上层反动分子，团结在野的，打击在朝的。要和他们搞好朋友关系，同情支持他们被迫造反，揭露国民党对他们的长期迫害。指明当土匪没有好下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有出路和前途。刘宁一认为王国华讲得很好，随令王正、孙鼎把记录整理出来，供各省区同志参考。

九

    1946年10月，王国华任晋冀鲁豫军区民运部副部长。

    1947年10月14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作为刘邓大军南征的后续部队，由晋冀鲁豫解放区出发，千里跃进大别山。11月底，部队到达大别山，在光山是何家畈与主力会师。此时，国民党军队白崇禧部33个旅对大别山进行重点围攻，企图将刘邓主力驱逐出大别山。为减轻敌人对大别山的压力，十纵奉命立即西进，挺进桐柏山区，开辟桐柏根据地。12月5日，十纵派3个旅和张廷发带领的近千名干部实施战略展开。行前，刘伯承、邓小平接见了十纵连以上干部，作了关于创建桐柏根据地战略意义和具体任务的指示。邓小平指出：“部队不要称八路军、新四军，统称‘王老汉’的部队。这样，要粮有粮，要钱有钱。”

    1947年12月13日，十纵突破敌人重围，跨过平汉铁路，召开了浆洗店会议。根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指示，宣布成立桐柏区党委、桐柏军区、桐柏行政公署及既辖三个地委、专署、军分区。王国华担任桐柏区党委委员、农协主席兼第二专署专员。会后，二分区部队向北急进，至信阳三里城、五里关一带，遇敌包围。如何冲出重围，进至桐柏山区？王国华提出走火烧寺一条小路，在武胜关以南突过铁路。到鸡公山下，趁雨蒙雾大，白天突过铁路。有人说，自从有红军以来，没有白天通过敌人封锁铁路的，王国华说：“这叫出其不意!”结果，胜利突破平汉线，到达桐柏山区。18日，王国华率部回到竹沟镇。群众听说王国华回来了，奔走相告，纷纷涌到竹沟，有的掂着鸡蛋，有的掂着老母鸡，约有一万多人。王国华利用这个机会，立即召开大会，“向群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走了。一定要和桐柏山的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彻底消灭反动派!我们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他宣布建立确山县委、确山县人民政府和县武装大队，还宣布发行中州银行人民币，王国华刚讲完话，群众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向他诉说别离之苦。有的问：“王老汉，这次你真的不走了吗?”

“不走了，死也死在桐柏山!”

    第二天，王国华率二地委、二专署离开竹沟，翻越接君山，到达泌阳王店。王国华、王海山率部到泌阳县时，守敌薛子正部弃城而逃。二地委、专署随在官庄、陈沟、羊册、古城一带驻扎。

    二地委、专署、军分区究竟以什么地方作为后方根据地为好?王国华周密地分析说：“泌阳县城虽然解放了，但是薛子正的有生力量未受损失，泌阳县过去是国民党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盘踞的地方，这个地方不适宜。”他提出：“最好在确山的竹沟、石滚河一带。这个地方刘少奇同志和中原局住过，又是新四军二、四、五师的发祥地，群众基础好。再就是北进遂平县的嵖岈山区，那里过去也是五师的根据地。”地委大多数同志同意他的意见。

    王国华在抓好二专署辖区工作中，非常关怀确山县委的工作。他到狮子口北板桥，同刘劭卿、王杰、王青等同志介绍确山社会阶级状况，研究确山县委应该安在哪里。他说：“放在山北蚁蜂、板桥不行，我的意见还是放在南山孤山冲、陈冲一带。那里山比较厚，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同时，又具体指出，确山县委要根据孤山冲、石滚河一带的地方实力，依靠周家，孤立赵家。确山县委根据王国华的意见，从山北转移到南山，设在孤山冲刘楼村。此外，王国华还把自己的警卫员和马送给刘劭卿，以示支持确山县委的工作。

     二地委进驻泌阳后，尚未站稳脚根，大搞急性土改，王国华对急性土改很有意见，主张首恶必办，区别对待。他对确山县长王杰说：“在确山不要搞急性土改!”王杰立即作了贯彻，指出：“还是按‘王老汉’说的办。”1948年4月29日，十纵司令部驻在泌阳县苗庄寺，邓小平听取了王国华等关于执行新区政策情况的汇报，明确指出急性土改的错误，强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主要打击政治上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立场上的顽固反革命分子，迅速妥善解决“左”的倾向，弥补中农损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苗庄寺会议以后，二地委认真贯彻邓小平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新区政策，停止土改，实行双减，肃清土匪，缓和了各阶层的紧张关系，社会秩序得以安定。但是，地委领导思想长期不一致，桐柏区党委派王宏坤到二地委也未完全解决问题，王国华很有意见，及时向桐柏区党委写信，发电报，并亲自到区党委汇报。区党委负责同志亲自专门到二地委调查。1948年9月4日，桐柏区党委决定王国华兼二地委书记，二军分区第一政委。他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土匪的武装清剿和政治攻势，形势迅速好转。对“中原突围”中新四军五师掉队人员他正确执行政策，团结一切要求革命的同志，迅速壮大革命武装。有人找到王国华要求拉部队，王国华明确宣布：“发展到七八十人可任连长，超过一百五十人可任大队长”。如果真实情况一时弄不清，可交给任务，视其表现；情况比较清楚，靠得住的，即可大胆使用，分配到县、区政府或地方武装部队工作。在泌阳县桃园村，原五师负伤掉队的一位连长找到王国华，要求继续到部队工作，王国华立即同意他去发展地方武装，由于人尽其才，这位同志很快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

    王国华主持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认真讨论检查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提出纠正办法。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王国华领导下，地委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政策观念和组织观念教育，坚持作风上的纪律检查和组织整顿，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人民群众更加衷心爱戴王国华。一天夜晚，大雪封门，朔风凛冽，二地委所在地陈沟群众在巡逻时看到王国华衣着单薄，十多人自动集合起来上山打狐狸，给他赶制了一件合体的狐皮大衣。

十

     1949年3月15日，河南省委和省军区成立后，原豫皖苏军区第七、八军分区和桐柏二军分区合并，组成确山军分区，王国华任司令员。八月，确山军分区迁到信阳，改为信阳军分区，王国华任信阳军分区司令员，兼信阳市军管会主任。

1950年1月6日，王国华任河南省农协筹委会主任，他日夜辛劳，筹备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投入土地改革运动。3月15日，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王国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道出了全省农民的心声：“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就能翻身，就能解放!”在这次会议上，王国华当选为省农协副主席。他和大会主席团根据省委提出的：“组织起来，完成土地革命，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组织与会代表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在一年内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制定了有关政策、方法、步骤，为更大规模的开展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之后，王国华任省土改委主任，领导全省土地改革运动。

    1955年2月，他当选为河南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1956年11月，增选为河南省副省长。1959年2月，当选为河南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此间，他为加强河南地方政权建设和全省各界人士政治协商工作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还多次到确山、泌阳、桐柏等地慰问革命根据地的老同志和革命烈士家属，并积极着手筹建竹沟革命纪念馆、竹沟革命烈士陵园，坚持用革命传统教育后代。当他回到豫南一带时，走到哪里，群众跟到哪里，围住不走，争相诉说衷肠。当群众反映到官僚主义的浮夸风时，他鼓励干部群众：“不要管他，你们按实际情况办，错了，我王老汉负责！”他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不怕扣上“右倾”的大帽子。他提出的“要保证人吃饱、牲口吃饱、地吃饱……”和“办油坊、磨坊、粉坊、豆坊……”的“几饱”、“几坊”的要求，曾经被当作右倾批判，然而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61年4月9日到10日，河南省委举行十六次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吴芝圃代表省委作的检查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坚决纠正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彻底扭转河南局面的决议》，纠正河南“左”倾蛮干的错误。会上，王国华发言认为，吴芝圃检讨的很好，干脆朗利。他说：“我们有错误，但是十年建设的成绩也是很大的”。“我们对错误要深刻检讨，对成绩也要肯定。这样才能全面的接受经验教训。要教育干部大胆负责，克服不敢管工作的思想顾虑”。并对如何以农业为纲进行调查研究、纠正瞎指挥风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会后，他深入驻马店、信阳、南阳等地调查研究，检查保畜情况，向省委提出了如何解决饲草不足，避免牲畜大量死亡的意见：l、所有因灾造成饲草不足的地方，夏秋季除将牲口可以吃的饲草全部收存，并要利用荒地或抽出一部分土质不好的土地种植饲草；2、凡麦子遭灾地区，夏种时应酌情多种一些小米子、黑豆。它既是牛的头等饲料，豆秧碾好后又是牲口喜吃的饲草；3、因旱无收成的麦子，抓紧翻犁，以增加肥力有利秋作物的丰收。省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及时提请各地注意。这年冬季，他主持召开了灾区保畜工作会议，省委批转了省农委党组《关于灾区保畜工作会议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对切实做好准备，保证牲畜安全过冬起了重大作用。

    1962年7月，王国华到确山县视察工作。当他看到县委院内外的大片荒芜土地时，立即向县委领导建议：“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要想办法多种庄稼，把这些荒地开垦出来，种上粮食、蔬菜。”当年，确山县委机关干部在县委院内外开垦荒地近60亩，收获粮食25000多斤。在三年困难时期，王国华既注意生产自救，又不忘节衣缩食。他为了周济确山、泌阳等地的老房东、老同志，不惜卖掉泌阳陈沟群众为自己缝做的狐皮大衣。

    王国华不仅大节好，小节也好。解放后他从不抽烟，从不喝酒，从不以权谋私。

    1963年，王国华因战争年代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患了脑溢血半身不遂，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委，要很好地照顾他；邓颖超还把自己写的《以坚强意志战胜疾病》一书相赠，亲切地嘱他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坚持革命，保持晚节。在长期卧病中，王国华一直关心河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文革”开始后，王国华遭到迫害。赴北京治病期间，周恩来安排他住进医院，而且派人慰问，解决各种困难。河南不少干部群众不断去北京看望。他告诉他们：人民一定要胜利。王国华坚持原则，认理不认人，敢于同一切错误现象作斗争，受到少数坏人的仇视。他们想方设法把王国华骗回郑州，继续迫害，逼他承认是叛徒、反革命。他说：“我是好人是坏人，毛主席知道，周总理知道。”他大义凛然，针锋相对，有时闭目养神，有时以牙还牙。有人抛出所谓“叛徒材料”，他愤怒地驳斥说：“王八卖笊篱——鳖编！”因此，他经常被打昏在地。由于残酷迫害，病情恶化，1970年2月8日，王国华含恨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革命啊，不革命不行!我死后，你们要依靠组织，找毛主席、周总理和李先念、邓颖超等同志，他们都了解我。把问题搞清楚，用我一生的革命历史，教育子子孙孙永远革命”。

    1980年2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为王国华彻底平反，在郑州召开了追悼大会。《河南日报》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河南人民深切怀念王国华同志》，道出了河南人民的心声：尊敬的王国华同志，河南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