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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系列(3):上山下乡第一年(1968.11—1969.11)

时间:2016-07-27 17:58来源:http://www.zmdsqw.com 作者:徐则挺 点击:
1969年11月14日夜晚,准确地说,是从晚上10点到次日早晨5点,在信阳市王家胡同二号我的一位信高校友的家里,我一口气写下了这篇9千多字的札记(即《上山下乡第一年》),同时消耗了两盒百花牌香烟(当时每盒售价0.18元)。 今天,如果全文照录这篇纸页泛黄的

    1969年11月14日夜晚,准确地说,是从晚上10点到次日早晨5点,在信阳市王家胡同二号我的一位信高校友的家里,我一口气写下了这篇9千多字的札记(即《上山下乡第一年》),同时消耗了两盒百花牌香烟(当时每盒售价0.18元)。
  今天,如果全文照录这篇纸页泛黄的札记,其中有许多口号和提法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极为荒唐的感觉,就象传统戏里的人物带着一整套行头和浓彩绘就的脸谱走下舞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因此,适当地作些删节是必要的。凡是需要添加说明的地方,以按语形式置于括弧里。

    可以把这篇札记看作是一块历史的碎片,就象一块往古的陶片一样,或许会有某种意义。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我一方面为自己当时的无知和偏执而羞愧,一方面为自己那时的真诚和热情所震撼。那时,我刚刚二十岁。 

 

——作者附记

    1998年9月27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震撼世界的红卫兵革命运动,在毛主席的伟大统帅下推进到更广阔、更深刻的新阶段。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战士奔上了工农兵相结合的光辉道路。我就是在这个伟大的洪流中,高兴地来到了农村,决心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按:系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流汗出力。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一行十一人(其中四位男生,七位女生,分别来自信阳一高和信阳三中)来到商城县双铺公社仙桥大队谢湾生产队插队落户。至今整整一年了。这一年,仅仅是与工农结合的一个短暂的开端,但是,这一年是在农村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度过的。(按:那时,“极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
 
不平静的山村
  那天细雨蒙蒙,社员们挑着我们的行李,沿着十几里崎岖的山路,把我们从公社接回到谢家湾。迎接我们的是许多惊异的、陌生的目光,他们远远地一望,又都操劳各自的事情去了。(按:那里是深山区,当时群众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比较落后,医疗条件也很差,不少人生着秃疮也不愿花钱治疗。我们曾自费设置了一个小药箱,帮当地群众排除一些简单的病痛。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非法行医”。)
  我们被安排到队长刘关尧家吃饭,暂在大队部腾出的几间房子里住宿。
  刚到新天地里的年轻人,我们饱满的战斗热情并没有为眼前的冷清局面受到挫折。我们刚刚接触到这里的山水草木,对这里复杂的人事关系还一无所知。
  在谢家湾安营下寨的第一个夜晚,我们在油灯下围拢在一起,打开《毛主席语录》,(按:当时,《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每次聚会,都要先学上几条乃至十几条、几十条。)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制订着青年组的战斗规划。我们意识到,新的征程已在脚下展开了。
  但是,刚刚过了几天,一连串儿的“为什么”在我们脑子里打开架了。
  为什么这里开社员会,老是讲“工分”、“吃饭”,从来不讲为革命种田?
  为什么这里一直没有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
  为什么这里的人在劳动中公开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肮脏透顶的人生哲学?
  为什么每次开会时,那些队干部都要闹嚷一番,说“不干啦!谁愿干谁是黑驴熊!”等等。
  为什么设在这里的大队革委会整天不见抓工作?他们在干什么?
  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按:现在想来,这些“为什么”的产生,是源于用“大寨”的模式来对照仙桥大队的情况,那当然会感到仙桥大队冷冷清清,政治空气不高涨。经验证明,用政治空谈来干预农民生活,影响农民生活是极为困难的。)

    事隔几天,那个叫做刘关尧的“独眼龙”队长,公开向我们宣布:“队里的事儿你们不要插手,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刘关尧还嘻皮笑脸地对我们说:“你们下来是锻炼的,要不两年就要回城。我给你们算好了,你们这些女同学,两年不到就会走光!”不少社员也这样对我们说。他们为什么口径这么一致?我们说:“不,我们是来安家落户,干一辈子的,我们要和你们一块儿,把谢家湾建设得更好。”他们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按:事隔三十年,我们不得不承认,农民是真正的聪明人和预言家。知青的命运完全是他们算定了的。然而,最大的悲剧在于,在当年的下乡知青中,确有相当一些人是打算扎根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这一部分知青由于作了长期扎根农村的准备,所以对农村事务的介入也就会更多,更深一些,这就引发了他们和当地农民的矛盾。)

    这件事给我们的震动很大。为什么不让我们插手队里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是这里的新社员吗?况且,我们还没来得及插手什么。我们刚到农村,他们怎么就算定我们要走?

    我们要弄清这个谜,我们开始注意刘关尧这个角色。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注重调查”的教导,到社员中间,访贫问苦,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一面调查队里的阶级斗争历史和刘关尧等人的情况。

    事情并不象我们设想的那么容易。几天的活动一无所获。社员们个个不急开口。谈起旧社会也是三言两语,几句淡话。我们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下来不久,互相之间缺乏了解,所以他们不愿谈心里话。就决定先逐渐熟悉一下,慢慢再作调查。

    这些日子,除了刘关尧,到我们青年组最勤的是家住谢家湾的大队革委委员徐有生。徐有生负责给我们购置生产、生活用具,还经常给我们编一些筷笼、篮子之类的竹器。(按:我们还从他那里学会了打草鞋,拧“草要”。)我们大家都感到徐有生还不错。他私下里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们:刘关尧1945年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前上过商城简师,是全谢家湾的一号秀才;解放后1957年当过乡财粮干事,因贪污被判处劳改半年,出狱后,他的学友杨XX(曾任区委书记,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把他安插到三里坪青年林场当秘书,由于乱搞男女关系,贪污盗窃,又被捕判刑一年。

    徐有生的介绍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这里的阶级斗争如此严重。现实的阶级斗争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也对我们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按:当时,习惯于把一切事情都往阶级斗争上靠,今天看来,许多事情离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很远的。)

    后来,我们通过给社员聊天,进一步了解到:谢家湾很早就是个“老大难”,是个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地方。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凡是壮年人,谁都当过,但谁也当不好。曾经有一年,整整一年没有队长。后来,刘关尧靠自己的一肚子“学问”,加上拜把子,拉宗派的一帮子势力,混上了队长,一直干到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三年,竟然没有触动刘关尧的一根毫毛,他安然无恙地占据着队长岗位。
  
 “家庭”里的不和
  面对谢家湾的阶级斗争现实,我们应当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青年之家”里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当时,社会上和知识青年中流行着这样一些说法:“少管闲事多劳动,领取鉴定早回城”,“好好接受再教育,农村的事儿少管”,“得罪了社员,拿不到好鉴定”等等。这类说法象一阵阵毒风迷雾,使我们青年组的一些同志神魂颠倒起来。他们避开阶级斗争的严重现实,把全部精力用在和农民搞好关系。他们的行动证明,在上山下乡的巨大潮流面前,他们无力抗御,只好到农村来,但并不准备在农村扎根。我和另外一些朋友却不是这样想的。

    深夜。除了小河的流水,人们跳动的心脏,也许一切都进入梦乡了。可是,这群知识青年胸中的烈火却越烧越旺。他们又一次聚集在小油灯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什么城市、乡村?社会主义的进程,必然要消灭城乡差别,即使在目前,祖国的哪一寸土地不是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用辛勤的劳动把她建设得更美丽?”

    “什么‘少管闲事’?我们是广阔天地的新农民,新主人,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能不管!”

    “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经验,我们就要树立干一辈子的决心,把这里变成大寨式的新农村!”

    你一言,我一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啊!(按:当年知青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今天看来已恍如隔世。)

    青年组内部的思想分歧带来了不良的后果,青年组生活上的许多具体问题被搁置下来了。刘关尧要看看我们究竟有多大能耐。我们刚下农村,菜还没有种起来,社员们也不经常送菜了,我们只好吃些盐水冲白饭。上级发放的安置费是不能负担吃菜费用的。

    有一天,我们吃了三顿白饭。社员们完全停止了送菜。大家都为此着急,着急的不光是没菜吃,还有和社员的关系问题。第二天,刘关尧端来一盆又臭又烂、长了很厚霉醭的咸菜。我们以为这是故意为难,火上浇油,就把那盆烂菜倒在猪食盆里子。

    这一下被刘关尧抓住了把柄。大队革委为此事开了一个“忆苦思甜会”。会上,刘关尧、彭启德大诉其苦。一直沉默的彭其德一反常态,和刘关尧一唱一和,攻击我们“忘本”了,“没有贫下中农感情”等等,让我们“向全体社员作检查”。青年组的一些同学为了讨好刘关尧,也承认自己“犯罪”了,表示要写公开检查。

    青年组里热衷于和刘关尧搞关系的几位同学,整天不参加组里的“天天读”学习,也不干青年组里养猪、种菜、打柴等家务事。(按:“天天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政治学习制度,即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等。除了“天天读”之外,还有“早请示”、“晚汇报”、“办三件大事”等现代迷信的把戏。)这几位同学用自己的行动向刘关尧们表白:我们和他们几个人不一样,我们可是没打算在这儿扎根,也不想打扰你们,我们捏着鼻子混上个鉴定就走啊!(按:后来的事实和历史的证明,这些同学的想法和做法是明智的。)
  
山区生活和水田劳作
  仙桥大队以当地山上有“仙人桥”一景而得名。这里自然景色秀丽,山上植被很丰茂,但大树不多,据社员们说大树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砍掉了。山上主要的树种是马尾松和栗子树。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上山砍柴,用稻草绳把柴捆起来,用两头带有铁铳的扁担(当地叫肩担)把柴挑下山。看到社员们能赤脚在山路上走路,我也脱掉鞋子锻炼,脚上很快磨出一层茧子,踩在小砂粒上也就不觉得疼了。冬天来了,我们跟着社员上山刨树根。用树根烤火取暖比较耐烧。

    1968年冬天很冷,雪下得很厚,还下了好几场“油光凌”。(按:“油光凌”是冻雨,下时是雨,落到树上、房上就成了冰。)“油光凌”给满山遍野的树木镶上了无数颗珍珠,造就出奇丽无比的景色,但却给在此越冬的仙鹤带来了灾难。“油光凌”把它们的翅膀和羽毛冻结在一起,使它们飞不起来,又使它们无处觅食。有一天,我在山涧里拾到一只灰色的仙鹤,它虽然活着却只能飞出几步之遥。我把它送给了徐有生的小儿子。老社员说,可以用它的羽毛做一把扇子。

    这里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人的肩膀。担柴、送肥、收打庄稼,全靠两个肩膀。最要本事的就是挑稻捆,无论有多远的路,都不能停下来休息,要一口气挑到稻场上。原因有两条:一,这里的田间小路一般只有尺把宽,根本放不下稻捆;二,稻捆子挑到肩上,都是稻穗朝下,如果放下来休息,会造成稻谷脱落。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水田劳作,挑起一百多斤重的稻捆,不仅能一口气走几里山路,还能登梯爬到稻垛顶上。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常常要直接把稻捆送到垛顶上。相比之下,插秧就比较难学,无论如何下力气,都比不过老社员,没他们插得快,也没他们插得直,插得均匀。插秧时节是—年之中最忙的时候,每天都要起早贪黑。饭食也由平时的“两稀一干”变成了“一稀两干”。为了补充营养,我们从老乡家里买一些鸡蛋回来(按:当时当地的鸡蛋价格是6分钱一枚),做成蒸蛋糕,用来当菜吃。很少看电影,大约每年可以看l一2次。(按:谢家湾只有一户成份“高”的,记得是破落富农,一个老太大带着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也二十五岁以上,可是都娶不下媳妇。更可悲的是,公社和大队每次组织地、富、反、坏、右分子参加义务劳动,队里都让这家的三个儿子去,轮到这里演电影,也由这家的三个儿子去公社或其他大队挑电影机。当时这类子女被称为“可教子女”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这家三个儿子的遭遇既感到同情,又暗暗地为他们感到不平和委屈。不过,没处去讲理。连他们自己也只好认命。)
  
农村斗批改
  《河南日报》1969年元月21日发表了题为《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抓好农村斗批改》的社论。读到这篇社论,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我们想,这一次,阶级敌人的末日来临了,我们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在斗争中贡献一份力量。不久,上级把仙桥大队定为“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的大队”,要彻底整顿领导班子。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高兴,感到有奔头了。

    一连下了几天大雪。我们顶风冒雪走遍了仙桥大队的村村寨寨,走进贫下中农的草舍,倾听他们介绍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踏着积雪登上一个最高的寨子,和几户老贫农促膝谈到深夜,从群众身上汲取了用不完的力量。当我们顶着寒风下山的时候,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凉意。

    我们还利用业余时间和空闲时间,自己编写了十几个以农村斗批改为内容的文艺节目。不管天多么冷,我们一直坚持排练,时刻准备为贫下中农演出。

    这里的斗批改运动开始了。公社把大队干部和一些贫下中农代表集中到公社办学习班。学习班办了一些日子,公社又向大队派驻了贫下中农宣传队。在公社学习班里,我们青年组有一名代表发言说:“我们要积极参加斗批改,这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极好机会”。公社和大队领导听了十分震惊:“什么,你们要参加斗批改?斗批改和你们有啥关系?”似乎我们的想法很可笑。领导的态度让我们浑身上下凉了大半截。

    后来,公社学习班送回来一个信儿,说斗批改胜利了,领导班子改组了。改组情况是:原班子11个人中,弄掉4个,留下7个。大队主任由彭其德换为金祖发。小队领导也换了,刘关尧换成了从大队班子下来的徐有生。同学们说:看不出新班子和老班子有什么不同。一些贫下中农也不满意,他们说:“这些家伙从来就是这样,运动来了弯弯腰,运动过去一般高。”

    仙桥大队的那棵树摇了几摇,落下几片树叶。

    春节期间,青年组的11个同学有4个回信阳市过节,留下的7个,将排练出的十几个节目在全大队七、八个村寨巡回演出了一遍儿。我们在雪地里演,贫下中农在雪地里看,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鼓舞着我们简单、粗糙的演出。每到一处,贫下中农都要留我们吃年饭。他们把我们看作他们的下一代,接班人。一位贫农老大爷说:“要不是毛主席的好领导,我们请也把你们请不来,你们即便是喝口茶,也要到我屋里坐会儿。”有的贫下中农对我们说:“我们谢家湾的阶级斗争很复杂,真正的贫下中农没有几户。你们要看准方向,要顶得住啊!”听到这些,我们中间的女同学流出了眼泪。我们共同感到: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故事的发展
  上山下乡第一年,意味着我们度过春、夏、秋、冬这四个不同的季节。不管自然界的景色和气候是明媚艳丽、银装素裹,或是冰封大地,酷热难解,都没有能够影响这里阶级斗争的继续,只是它时起时伏,时而激烈时而稍微平静一些罢了。(按:极“左”的阶级斗争观念钝化了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的世俗生活的感觉,使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的正常情感淡漠。从这个意义说,我们荒废了那些宝贵的时光。)

    那个下了台的刘关尧,从他下台的第一天起,就同他当队长一样神气活现,谁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恼恨他的社员也只在他不在的时候骂他。(按:此人不久就因病死去。)

    被定为“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彭其德,应该感到快慰和满足,因为新班子同他的关系完全正常化,新班子领导下的仙桥和他领导时没有什么两样。

    徐有生原先对我们青年组不错,他是文革前的大队支书,这次大队班子改组,把他贬到生产队队长这一级,使他心灰意冷。

关于我们青年组内的矛盾,无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现实不提供解决矛盾的条件,只有各行其是,靠事实的发展慢慢教育人。(按:历史既然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当然也同时改变了当年知青运动的方向。不过,那毕竟是一段青春时光,那其中包含着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作为身历其境的过来人,自应理性、客观地审视那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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