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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14日夜晚，准确地说，是从晚上10点到次日早晨5点，在信阳市王家胡同二号我的一位信高校友的家里，我一口气写下了这篇9千多字的札记（即《上山下乡第一年》），同时消耗了两盒百花牌香烟（当时每盒售价0.18元）。 可以把这篇札记看作是一块历史的碎片，就象一块往古的陶片一样，或许会有某种意义。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我一方面为自己当时的无知和偏执而羞愧，一方面为自己那时的真诚和热情所震撼。那时，我刚刚二十岁。
——作者附记 1998年9月27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震撼世界的红卫兵革命运动，在毛主席的伟大统帅下推进到更广阔、更深刻的新阶段。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战士奔上了工农兵相结合的光辉道路。我就是在这个伟大的洪流中，高兴地来到了农村，决心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按：系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流汗出力。 事隔几天，那个叫做刘关尧的“独眼龙”队长，公开向我们宣布：“队里的事儿你们不要插手，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刘关尧还嘻皮笑脸地对我们说：“你们下来是锻炼的，要不两年就要回城。我给你们算好了，你们这些女同学，两年不到就会走光!”不少社员也这样对我们说。他们为什么口径这么一致?我们说：“不，我们是来安家落户，干一辈子的，我们要和你们一块儿，把谢家湾建设得更好。”他们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按：事隔三十年，我们不得不承认，农民是真正的聪明人和预言家。知青的命运完全是他们算定了的。然而，最大的悲剧在于，在当年的下乡知青中，确有相当一些人是打算扎根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这一部分知青由于作了长期扎根农村的准备，所以对农村事务的介入也就会更多，更深一些，这就引发了他们和当地农民的矛盾。) 这件事给我们的震动很大。为什么不让我们插手队里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是这里的新社员吗?况且，我们还没来得及插手什么。我们刚到农村，他们怎么就算定我们要走? 我们要弄清这个谜，我们开始注意刘关尧这个角色。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注重调查”的教导，到社员中间，访贫问苦，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一面调查队里的阶级斗争历史和刘关尧等人的情况。 事情并不象我们设想的那么容易。几天的活动一无所获。社员们个个不急开口。谈起旧社会也是三言两语，几句淡话。我们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下来不久，互相之间缺乏了解，所以他们不愿谈心里话。就决定先逐渐熟悉一下，慢慢再作调查。 这些日子，除了刘关尧，到我们青年组最勤的是家住谢家湾的大队革委委员徐有生。徐有生负责给我们购置生产、生活用具，还经常给我们编一些筷笼、篮子之类的竹器。(按：我们还从他那里学会了打草鞋，拧“草要”。)我们大家都感到徐有生还不错。他私下里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们：刘关尧1945年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前上过商城简师，是全谢家湾的一号秀才；解放后1957年当过乡财粮干事，因贪污被判处劳改半年，出狱后，他的学友杨XX(曾任区委书记，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把他安插到三里坪青年林场当秘书，由于乱搞男女关系，贪污盗窃，又被捕判刑一年。 徐有生的介绍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这里的阶级斗争如此严重。现实的阶级斗争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也对我们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按：当时，习惯于把一切事情都往阶级斗争上靠，今天看来，许多事情离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很远的。)
后来，我们通过给社员聊天，进一步了解到：谢家湾很早就是个“老大难”，是个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地方。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凡是壮年人，谁都当过，但谁也当不好。曾经有一年，整整一年没有队长。后来，刘关尧靠自己的一肚子“学问”，加上拜把子，拉宗派的一帮子势力，混上了队长，一直干到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三年，竟然没有触动刘关尧的一根毫毛，他安然无恙地占据着队长岗位。 深夜。除了小河的流水，人们跳动的心脏，也许一切都进入梦乡了。可是，这群知识青年胸中的烈火却越烧越旺。他们又一次聚集在小油灯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什么城市、乡村?社会主义的进程，必然要消灭城乡差别，即使在目前，祖国的哪一寸土地不是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用辛勤的劳动把她建设得更美丽?” “什么‘少管闲事’?我们是广阔天地的新农民，新主人，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能不管!” “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经验，我们就要树立干一辈子的决心，把这里变成大寨式的新农村!” 你一言，我一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啊!(按：当年知青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今天看来已恍如隔世。) 青年组内部的思想分歧带来了不良的后果，青年组生活上的许多具体问题被搁置下来了。刘关尧要看看我们究竟有多大能耐。我们刚下农村，菜还没有种起来，社员们也不经常送菜了，我们只好吃些盐水冲白饭。上级发放的安置费是不能负担吃菜费用的。 有一天，我们吃了三顿白饭。社员们完全停止了送菜。大家都为此着急，着急的不光是没菜吃，还有和社员的关系问题。第二天，刘关尧端来一盆又臭又烂、长了很厚霉醭的咸菜。我们以为这是故意为难，火上浇油，就把那盆烂菜倒在猪食盆里子。 这一下被刘关尧抓住了把柄。大队革委为此事开了一个“忆苦思甜会”。会上，刘关尧、彭启德大诉其苦。一直沉默的彭其德一反常态，和刘关尧一唱一和，攻击我们“忘本”了，“没有贫下中农感情”等等，让我们“向全体社员作检查”。青年组的一些同学为了讨好刘关尧，也承认自己“犯罪”了，表示要写公开检查。
青年组里热衷于和刘关尧搞关系的几位同学，整天不参加组里的“天天读”学习，也不干青年组里养猪、种菜、打柴等家务事。(按：“天天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政治学习制度，即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等。除了“天天读”之外，还有“早请示”、“晚汇报”、“办三件大事”等现代迷信的把戏。)这几位同学用自己的行动向刘关尧们表白：我们和他们几个人不一样，我们可是没打算在这儿扎根，也不想打扰你们，我们捏着鼻子混上个鉴定就走啊!(按：后来的事实和历史的证明，这些同学的想法和做法是明智的。) 1968年冬天很冷，雪下得很厚，还下了好几场“油光凌”。(按：“油光凌”是冻雨，下时是雨，落到树上、房上就成了冰。)“油光凌”给满山遍野的树木镶上了无数颗珍珠，造就出奇丽无比的景色，但却给在此越冬的仙鹤带来了灾难。“油光凌”把它们的翅膀和羽毛冻结在一起，使它们飞不起来，又使它们无处觅食。有一天，我在山涧里拾到一只灰色的仙鹤，它虽然活着却只能飞出几步之遥。我把它送给了徐有生的小儿子。老社员说，可以用它的羽毛做一把扇子。
这里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人的肩膀。担柴、送肥、收打庄稼，全靠两个肩膀。最要本事的就是挑稻捆，无论有多远的路，都不能停下来休息，要一口气挑到稻场上。原因有两条：一，这里的田间小路一般只有尺把宽，根本放不下稻捆；二，稻捆子挑到肩上，都是稻穗朝下，如果放下来休息，会造成稻谷脱落。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水田劳作，挑起一百多斤重的稻捆，不仅能一口气走几里山路，还能登梯爬到稻垛顶上。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常常要直接把稻捆送到垛顶上。相比之下，插秧就比较难学，无论如何下力气，都比不过老社员，没他们插得快，也没他们插得直，插得均匀。插秧时节是—年之中最忙的时候，每天都要起早贪黑。饭食也由平时的“两稀一干”变成了“一稀两干”。为了补充营养，我们从老乡家里买一些鸡蛋回来(按：当时当地的鸡蛋价格是6分钱一枚)，做成蒸蛋糕，用来当菜吃。很少看电影，大约每年可以看l一2次。(按：谢家湾只有一户成份“高”的，记得是破落富农，一个老太大带着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也二十五岁以上，可是都娶不下媳妇。更可悲的是，公社和大队每次组织地、富、反、坏、右分子参加义务劳动，队里都让这家的三个儿子去，轮到这里演电影，也由这家的三个儿子去公社或其他大队挑电影机。当时这类子女被称为“可教子女”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这家三个儿子的遭遇既感到同情，又暗暗地为他们感到不平和委屈。不过，没处去讲理。连他们自己也只好认命。) 一连下了几天大雪。我们顶风冒雪走遍了仙桥大队的村村寨寨，走进贫下中农的草舍，倾听他们介绍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踏着积雪登上一个最高的寨子，和几户老贫农促膝谈到深夜，从群众身上汲取了用不完的力量。当我们顶着寒风下山的时候，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凉意。 我们还利用业余时间和空闲时间，自己编写了十几个以农村斗批改为内容的文艺节目。不管天多么冷，我们一直坚持排练，时刻准备为贫下中农演出。 这里的斗批改运动开始了。公社把大队干部和一些贫下中农代表集中到公社办学习班。学习班办了一些日子，公社又向大队派驻了贫下中农宣传队。在公社学习班里，我们青年组有一名代表发言说：“我们要积极参加斗批改，这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极好机会”。公社和大队领导听了十分震惊：“什么，你们要参加斗批改?斗批改和你们有啥关系?”似乎我们的想法很可笑。领导的态度让我们浑身上下凉了大半截。 后来，公社学习班送回来一个信儿，说斗批改胜利了，领导班子改组了。改组情况是：原班子11个人中，弄掉4个，留下7个。大队主任由彭其德换为金祖发。小队领导也换了，刘关尧换成了从大队班子下来的徐有生。同学们说：看不出新班子和老班子有什么不同。一些贫下中农也不满意，他们说：“这些家伙从来就是这样，运动来了弯弯腰，运动过去一般高。” 仙桥大队的那棵树摇了几摇，落下几片树叶。
春节期间，青年组的11个同学有4个回信阳市过节，留下的7个，将排练出的十几个节目在全大队七、八个村寨巡回演出了一遍儿。我们在雪地里演，贫下中农在雪地里看，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鼓舞着我们简单、粗糙的演出。每到一处，贫下中农都要留我们吃年饭。他们把我们看作他们的下一代，接班人。一位贫农老大爷说：“要不是毛主席的好领导，我们请也把你们请不来，你们即便是喝口茶，也要到我屋里坐会儿。”有的贫下中农对我们说：“我们谢家湾的阶级斗争很复杂，真正的贫下中农没有几户。你们要看准方向，要顶得住啊！”听到这些，我们中间的女同学流出了眼泪。我们共同感到：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那个下了台的刘关尧，从他下台的第一天起，就同他当队长一样神气活现，谁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恼恨他的社员也只在他不在的时候骂他。(按：此人不久就因病死去。) 被定为“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彭其德，应该感到快慰和满足，因为新班子同他的关系完全正常化，新班子领导下的仙桥和他领导时没有什么两样。 徐有生原先对我们青年组不错，他是文革前的大队支书，这次大队班子改组，把他贬到生产队队长这一级，使他心灰意冷。 关于我们青年组内的矛盾，无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现实不提供解决矛盾的条件，只有各行其是，靠事实的发展慢慢教育人。(按：历史既然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当然也同时改变了当年知青运动的方向。不过，那毕竟是一段青春时光，那其中包含着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作为身历其境的过来人，自应理性、客观地审视那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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