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张全收,两万民工叫他“哥”
《环球人物》记者 李荣刚
两会期间,代表们一如既往地忙碌,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却忙得格外与众不同——(2010年)3月4日晚8时,张全收从深圳搭乘航班飞往北京,到全国人大河南代表团驻地河南大厦报到。3月5日下午3时,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约好接受专访的他却“消失”了,只在电话里不断解释,深圳方面打来电话,有批新到的工人要分配,他不得不向大会组委会告假半天,赶回深圳。3月6日早8时,忙完工人分配,张全收飞回北京。
两会期间视频办公
回到北京的张全收,并未立刻接受记者采访,而是忙着准备第二天上午的小组发言。“接受记者采访我不紧张,有啥说啥,但小组讨论我得重视,”张全收说,“当上了人大代表,我就能为农民工撑上一把保护伞,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于是,当天的会议日程结束后,记者才终于见到这位大忙人。 刚走出河南大厦第十七层的电梯,远远地,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大嗓门:“同志们好!”“老板好!”“同志们听得见吗?来点掌声!”接着,便是一股如潮的掌声。记者循声走到房间外,发现房门敞开着,往里看,张全收正对着电脑喊话,那掌声,便是从电脑扩音器中传出来的。看到记者,他热情地招呼起来:“老弟,帮我看看,该怎么把这个视频 框放大?”张全收对自己在视频中的形象丝毫不敢马虎,一个劲儿地问记者:“灯光行不行?我坐正了吗?颜色好像不正?”他一边说,一边将腰板挺得笔直,还用力将西装拉得更挺一点。每喊一句话,他的身体总会不自觉地前倾。视频的另一端,则是活脱脱一个“囤兵场”,600多名穿着蓝色工服的农民工,在千余平方米的空地上整齐地蹲着,等候分配。 全顺公司的商业模式其实并不复杂,简单说,就是买下农村零散劳动力,再整体出租给用工企业。员工的医疗保险、劳动救助等,都由全顺公司负责,用工企业只需为每个员工支付百余元管理费。张全收对工人的要求很简单,“16岁以上,40岁以下,能干活的都要”,提供的也是最基本的保障:免费吃住和培训;待工期间每天40元补助;用工期间,计时工每月工资1500至1800元,计件工每月工资1800至2500元…… 分工开始前,张全收照例报出用工企业的名称、地点、薪酬标准、用工需求、工作环境等,有意愿的民工纷纷出列。就这样,一个半小时内,当天刚到岗的615名工人便被分光了。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短短两个多小时内,张全收就接到4个用人单位打来的电话。每一次,他提出的问题几乎雷同:“是不是按《劳动法》提供福利?每月能给多少钱?工作环境怎样?”达到要求的,他才告诉对方,何时会把人带去,否则他只说:“我再考虑考虑。”
目标规模4万人
今年44岁的张全收,老家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出生那年,家里的玉米、麦子收成都非常好,父亲一高兴,给他取名叫“全收”。“小学毕业时,碰上村里的初中停办,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自己身体又差,我干脆就不读了。” 就这样,张全收15岁便开始闯荡生活,“卖过雪糕、烧过砖、修过铁路,为挣钱,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1982年,他在仰韶乡的一个砖窑厂烧砖,一天夜里,被人从睡梦中急促地推醒:“出事了,快跑,再不走就扣人了!”张全收来不及拿别的东西,抱起被子就往外跑,“外面下着很大的雨,一不小心摔倒在水坑里,泥水湿透了被子,但舍不得扔,捡起来,继续跑”。这之后,张全收还干过很多活计,不如意的事却接连发生:当油漆工被工头卷跑了工钱;开烩面馆被大火烧了个精光;跑运输一个月内连遇3次交通事故……“回头想想,都不知道那段日子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1993年,张全收到深圳开了家小饭馆,7年后,他用多年的积蓄开了个小玩具加工厂,专帮周围的大厂子加工半成品。不过,这种加工模式很没保障,“活儿经常跟不上,有事做,挣30,没事做,30变成15,还要吃住……”就在张全收发愁时,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向他借工人救急。事后一想,张全收觉得这种模式对自己和工人都比较有保障。他于是四处奔走,联系需要招工的厂子。2004年,张全收成立了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最初,只有一些河南同乡投奔公司,渐渐地,安徽、山西、河北等省的农民工也加入进来。如今,全公司已有2.2万名员工,分公司遍布全国多个城市。可张全收对此似乎并不满足:“这离我今年达到4万人规模的计划,还差得远呢。”他笑着对记者说。
因“用工荒”挺直腰板
随着事业的壮大,一个想法在张全收的脑海里渐渐成形:他要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去见温总理,向总理反映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为公司争取到一个名分。这个梦想,终于在2008年变为现实。 今年的两会上,张全收带来了2份提案,一份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一份关于农村农民养老保险。驻地房间的床上,堆着张全收准备的提案,桌上则摆着当天的《人民日报》。为准备提案,本不爱读书的张全收查了很多资料,翻了很多书:“经过长时间调研,我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往往在某个城市上了养老保险,想转回老家却成了问题,手续繁多不说,还有很多根本就转不了。” 当记者提到目前被热炒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话题时,张全收说,如今来公司应聘的农民工,学历的确比以前高了些,思想也比较活跃,但对岗位容易挑肥拣瘦。对于眼前的“用工荒”,张全收也有着自己的看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用工总量必然增长;中西部的快速发展,也分流了不少劳动力,劳动力短缺是很正常的结果。现在常说的转型升级,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因此,我觉得‘用工荒’现象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如何有效应对?一方面需要企业提高劳动待遇,另一方面,也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工。” “用工荒”让张全收挺直了腰板:“现在,企业要想用人,必须是董事长、总经理来找我,因为只有和他们谈,才能给工人争取更多利益。”而去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他还亲自跑企业求人,为工人找出路。可即便这样,最多时,仍有好几千工人在公司呆着。为了兑现当初“管吃住、包年薪”的承诺,几个月下来,公司一共赔了800多万元,几乎把之前的收益全搭了进去,却也因此赢得了声誉,不少员工因深信“有老哥在不操心”而坚守公司旗下。今年,用工形势一好转,公司便迎来绝地反击的机会,2万多工人被一抢而空,甚至还有缺口。火爆的形势让张全收看到了希望,他甚至想到,要把公司“从小做大,从人力资源进入实业,想办法上市”。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全收很不专心,不时接电话,发短信。他的事业越来越大,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当上人大代表的张全收,已没有三年前的烦恼,但对于自己的公司,他还是那句话:“我叫张全收,是民工,我全收。”
(原载《环球人物》2010年06月第27期)
张全收简介
张全收,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人,1969年8月生。1993年到深圳打工,后创办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将松散的劳务工组织起来,并加以培训、组编,形成“劳工团队”。张全收凭着“诚实守信、顽强拼搏”的时代精神,奋力打拼,于2004年创立了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现拥有员工16000余人。先后与上百家外资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服务范围跨越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厦门、福州、大连等地区,涉及电子、玩具、塑胶、饰品、食品等诸多行业,人称“农民工司令”。
张全收为“民工荒”、“招工难”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为各合作企业营造了一个高度灵活、低成本、低风险的劳务用工环境,也为河南家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创造出的“全收模式”赢得了社会各界高度评价,同时也引起了有关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
身为一位普通的企业家,张全收不仅考虑企业的效益和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而且还考虑回报社会的责任,先后投资扩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全收希望小学”和“全收敬老院。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他共捐赠各类资金达500多万元。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也牵动了张全收的心,他积极带头奔走呼吁,倡议社会各界以及所属公司员工向地震灾区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张全收携全体公司员工共向地震灾区捐助善款100万元。
张全收先后获得 “全国第五届优秀进城务工青年”、“ 全国服务农村青年转移就业先进个人”、“首届河南省十大杰出务工有为青年”、“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河南省青年五四奖章标兵”、“2006感动中原十大新闻人物”、 “2006CCTV年度雇主调查暨中原先锋榜—河南农民工满意雇主”、“全国优秀农民工”、“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创造风云人物”、“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河南青年创业风云人物”等荣誉称号,以及“中国文化扶贫奖、功勋奖”、“全国三农研究创新奖特别奖”、“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奖项,还被评选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第八、九次党代会党代表、驻马店市第二届人大代表。他领导的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也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服务新农村建设百佳乡镇(民营)企业”,被深圳市相关部门评为“文明经营企业”和“诚信经营企业”。 2008年1月,张全收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司令”张全收
他的企业像个“屯兵场”,而他则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农民工“司令”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记者 一飞
(2007年)11月11日早晨7点,深圳平湖,太阳刚刚升起,400多名穿着蓝色厂服的河南农民工在一片空地上整齐站立,张全收拿着小喇叭开始用河南话讲话:
“立正……稍息……蹲下。”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件事……今后有谁敲诈我们的人,马上汇报……妈了个×,这里是我打的天下。只要有我在,由我来顶住,我们的队伍这么大,我们还怕什么?!”
……
张全收夹杂着粗言粗语的讲话引起员工们阵阵笑声。
讲话结束,张全收问记者:老弟,我这队伍大不大?我这司令当得怎么样?
“司令”是他自封的,只在私下说。他真正的身份是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
一名全顺公司合作厂的保安说:全顺公司是“人力厂”,“你要问他生产什么,他说不出来。”
深圳的企业多是从事外贸加工,订单来了找工人干活,没订单的时候又赶工人走。这潮涨潮落的规律谁也掌握不准。
张全收的企业则像个“囤兵场”,他调兵遣将,哪个厂要人,他就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大的培训基地。
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须为此支付比正常工资更多的费用。张全收赚的就是厂方除工人工资外多支付的费用。
今天,他手下有1.3万多员工,公司资产过千万。
偶然的发现
发现这个模式,张全收却是偶然。
2002年,张全收来深圳有点积蓄后,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
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平湖汽车站门口挂了一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
这时,他一边为自己招人,一边也把多余的人“送”到缺工人的厂里。
然而有的时候,他的加工厂没活干,有的厂却等着要人,“他们有场地,又有工作台,什么都有,吃饭吃他们的,借我的人,跟他们干,我说这样行。”
后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倒闭了,他就专职招人,“借人给别人使”。
开始,情况并不乐观。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供需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逆转迹象。从此之后,张全收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他手下的工人数量由几百人、几千人到上万人,一年上一个台阶。
张全收慢慢出名了,现在去找合作企业,他一般说:“叫你们董事长跟我谈话,厂长、经理我不会跟他说的,因为跟你们说,越说越糊涂。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张全收解释说,“你到哪都是‘低低’的,人家会把你看成什么?”
而且,现在他不再是免费推销工人。首先要问厂里的工资有多高。“你们给你们自己招的工人发到一千,我们的人也要发到一千,另外,我们还要收管理费。”
张全收的工人好用,“他们听话、勤奋,比较少与其他人发生冲突。”
这与张全收善于“带兵”分不开。张全收对工人好,工人也对张全收好。
一个工人胃穿孔,副总给张全收打电话问:怎么办?张全收就急:什么怎么办?赶紧送医院,拿钱交押金,赶快进行手术。
副总告诉他,小孩他爹说还在公司办公室,要把人拉走。张全收电话中就骂:他爹是神经病啊?!让他在那,我去跟他说。
张全收问他爹:哪儿来的?孩子在这干了多长时间?这里包年薪包月薪知道吧?小病公司看、大病送医院的制度知道吧?小孩爹说:他都知道,就怕这边医院看不好,想让老婆打钱过来,把人拉到有一个亲戚在的深圳市区一个医院。
张问他:你们家的钱是不是用不完?你怎么知道这里治不好,送的是这里最好的医院。
小孩他爹知道公司会出所有治疗费,他不敢相信真有这样好的老板。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床上掉下来的、溜冰折断腿的、河里淹死的……各种各样的事故,张全收的公司对工人的治病求助从不含糊。
一家玩具厂的行政总监于枫则讲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工人肚子疼,张听说后马上开车赶到,二话不说,一个箭步把工人抱上车,送医院。于枫当时想:这个老板是不是想把工人拉走丢到野外的路边去?
当然,这些保护不仅仅依靠张个人的感情,而靠一套制度。
张全收公司分四级;张全收、副总、各厂主管和小组长。工人有问题报告给主管,主管解决不了汇报给副总,再解决不了,就找张全收。而主管的产生则有一套民主制度。
11日早晨,一个厂训话结束,他又到另一个厂。这个厂要进行民主表决,小组长站成一排背对着员工,张全收拿着扩音器站在凳上喊:
“跟王继红的兵站起来!”
……
“赞成王继红的举手。”
……
“哎呀,坐下…坐下,还没李亚伟的多呢。看样子这个月工资涨不了了。”
这次表决将决定这些组长和主管们的命运:停职检查、涨工资或维持不变。
这些主管和部分组长不用从事生产,专门负责工人的生活:谁生病了?谁情绪不对了?等等。
全顺公司有铁的纪律:组长(主管)不能向工人借钱,不允许让工人买水买烟,工人随时可以投诉。张全收在对员工讲话时说:“要工人买一根烟我都‘枪毙’你,有问题反映到我这里来,我就是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如果是工厂的老总对工人不好,“我们工人全部走人,我们老板(即张全收)不再与这个厂往来。”一位主管说。
一个与张全收合作过的老板把张的“队伍”比作当年的红军,“每个人都自觉维护集体的荣誉,都觉得自己的奋斗给集体争光。”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在对张全收的工人多次调研后说,张全收的公司好比是一艘船,他保护了船上千万个农民工。
流浪少年
张全收出生于“文革”开始那年,老家是现在以艾滋病而闻名的上蔡县。
张全收小时候,患了脑膜炎,到7岁的时候,还经常一走路就摔倒,后来慢慢好了。他小学毕业,碰上村里的初中停办,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身体又差,又要去邻村上学,张全收干脆就不读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跨进过学校门,开始了闯荡生涯。
我小学毕业后,卖过冰棍,去山西搞过建筑,还跟一个师傅当学徒,搞油漆。
但让我永生难忘的是河南义马市渑池县的一个砖瓦厂,那年我十四五岁,跟同村人去做工,坐火车去,到郑州转车,晚上就在火车站睡。那天晚上,小偷把我身上仅有的15块钱偷走了,把我衣服上的口袋都割了一个洞。
我们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就睡在砖头盖的那个房子里面,下面铺稻草,也没有凉席,大被子一裹就睡。有的时候,晚上蹬被子了,冻坏了。后来,我就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走路的时候脖子都歪着,胳膊也抬不起来。
只有去看病,当地人告诉我,只能吃中药。我没地方熬药,但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当时45岁,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她聊聊天。她就用她家吃饭的锅帮我熬药,熬了几次,但我却不辞而别了。
一天半夜,我正在睡觉,有人说:“快、快、快,跑!”我说:“怎么了?”他说:“赶紧走,你要不走,人家就把你扣了。”我说,我去跟那个老妈妈打个招呼。他说:“不行,得快走。”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砖窑的人都跑了。我走的时候,腿还一拐一拐的,扛着被子跑,跑着、跑着,我“扑通”一下就掉到坑里去了,被子全湿了。掉到水里,捡起来还要跑,跑得可费劲了。要搁到现在,那被子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了。
后来知道,原来是窑主借了人家的煤,却没给人家钱,人家把路给断了,那天不走就走不了。
跑到县城后,我们就坐车离开了那里,但我一直惦记着那位老妈妈,记了25年。
去年,我也找到了那个老妈妈。前几天,我去她家了,终于圆了我的梦,我还是见到那个老妈妈了。……
卖冰棍,做学徒、搞建筑、打砖、修铁路、卖馒头、开饭店,跑客运……这些年轻时的事,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走的路坎坎坷坷,几起几落,村里人都说我是学习邓小平。
烦 恼
他讲起往事,绘声绘色。讲到在砖厂干活累的时候,他在椅子上作倒下呼呼大睡的样子,讲到趟水的故事,他站起来把双脚裤管往上托;讲到悄悄话,他贴近记者的耳朵说。
现在,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不过烦恼也越来越多了。
张全收父亲患脑溢血,母亲时而精神失常,老婆也患脑溢血后遗症,家庭压力不小。他买了栋别墅,但却住不习惯,仍经常独自去那300元月租金的旧房里住。
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一个祈祷:让老天爷保佑家人及全公司员工平平安安,都能顺利地挣钱,让千家万户的孩子有活干、工资能拿到手。
1.3万多人,每进一批新人,张全收都要发表讲话,必须亲自去,一次起码一个小时,顶不住也得顶,像打仗一样往前冲。前几年,他每天5点准时起来,6点准时到厂里发表讲话。现在,则改为6点或6点半起来,但每天坐下来,就会不停地打哈欠,“现在就想多休息一会,睡个三天三夜。”
他不抽烟,基本不喝酒,最喜欢的饮食是“早晨一碗小米粥,中午一碗刀削面,两个馒头” 。
他不打麻将,也很少看书,也不知道有“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
他也不会用电脑,办公桌上有一台,都是人家打开给他看。
当然,他也很少在办公室,一个月也不到三五回,没事就往企业跑,到车间里去问工人的情况,到企业老板的办公室问他们的人力资源计划。
现在,他的公司在平湖已经很有名,“假如他把人撤了,很多厂都会受影响”。
树大招风。他的“全顺”公司名在另外的城市被抢注,有人打着他的牌子在坑蒙拐骗。
还有人说他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原因是他的公司有那么多工人,而且是这么忠诚于他。但他辩解说,他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因为与他合作的厂,员工都很听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工伤或劳资纠纷。
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源源不断地把孩子交给他,他也在河南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大杰出务工有为青年等等。有时出席正式会议,他会带上各级政府颁发的奖章,像一个立了赫赫战功的老战士一样,挂满上衣。
然而,在深圳他几乎没有获得荣誉,他只不过是千百万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去见温总理。
“我给千家万户的孩子,带来了一个温暖的家,挣到了钱,给企业带来了方便,社会也更和谐了,但一些人却天天来查我,查得我没法开门。我没有营业执照,他说我无证经营;我办了营业执照,他说我超范围经营、说我不合法经营;我让他给我批证,他不给我批。我找谁?我只有找温总理,我不找温总理解决不了问题。”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
“洋爸妈”和9个河南孩子
河南日报记者 曾昭阳 通讯员 訾现红 刘先莉
豫南平舆县。
“Dady——”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欢快地奔向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年轻人的怀里。瞬间,这群孩子又投入不远处一位漂亮的外国妈妈的怀里,撒娇地叫着“Mami”。妈妈一边随手整理着孩子们被风吹乱的头发,一边逐个询问谁有作业。
孩子们一边与爸爸妈妈嬉戏着,一边争着去拿鞋架上摆放整齐的拖鞋,最小的那个孩子一直让妈妈高高地抱在怀里,去抓窗户上的那只飞蛾……
爸爸叫本杰明,妈妈叫米歇尔。夫妻俩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用真诚的爱抚养9个孤儿……
只为心中那份爱
29岁的本杰明大学毕业后,曾在家乡一家管道公司供职。在他的人生信条中,心中珍存爱,并将这份爱传播和发扬光大,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在一次朋友聚会中,一位朋友偶尔谈及在中国开办“希望之家”救助孤儿的事,夫妻俩听得入了迷。回家的路上,俩人相互凝视着对方,激动地说出了同一句话:我们去中国吧!
本杰明很快联系上了“希望之家”的创始人——美国慈善家、美国NTF公司执行总裁约翰?内森贝尔,希望能够加入NTF公司,为“希望之家”做点事情。原来,美国NTF公司是约翰?内森贝尔在美国注册的一个福利基金会,汉语意思是“下一个城镇慈善基金会”,表明自己要不断发现和帮助贫困地区的孤儿走出困境的愿望。2000年,内森贝尔先生在河南巩义建了在中国的第一家“希望之家”福利院,专门收养需要帮助的孤儿。
2007年2月,本杰明夫妇来到巩义,在一家幼儿园从事外教工作。工作之余,他俩到巩义“希望之家”做志愿者。
照顾几十位孤儿的生活,虽然很忙,但本杰明这位年轻的美国“Dady”做得有滋有味。他放弃了节假日,放弃了回家探亲,甚至在至爱的爷爷去世的时候,也强忍着悲痛坚守在中国的这个家。
本杰明的爷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也许是受爷爷的感染,本杰明自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有机会到中国追寻心中的梦。
来中国之前,爷爷已病重在床。本杰明感觉这次分别或许就意味着永别,但为了心中那种对爱的执着追求,本杰明只有在内心默默祝福亲爱的爷爷一路走好,毅然携妻越洋来到中国。
给孤儿一个完整的家
经过3年的接触、了解,本杰明夫妇郑重地向内森贝尔表示,愿意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这项崇高的事业。2009年,内森贝尔着手为本杰明夫妇在河南筹建第二个“希望之家”,并最终选择了平舆这样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他们觉得这儿应该更需要“希望之家”的帮助。
申请很快批了下来。他们租了一幢五层家属楼的一层,请人装修了房屋,设置了寝室、育婴室、洗衣房、饭厅、教室,购置安装了锅炉,并着手招聘了保育员、厨师、家庭教师等工作人员。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院子装上了儿童游乐设施,可以供孩子们尽情地玩耍。
今年2月,本杰明夫妇从巩义来到平舆,开始承担真正意义上“希望之家”家长的角色。
走村串户,挑选“儿女”是夫妻俩的首要事。
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夫妻俩挑选了最困难的9名孤儿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首批成员,其中最大的9岁,最小的5岁。
来自东和店镇的王子艺今年7岁,父母早逝,她和5岁的弟弟、3岁的妹妹相依为命。姐弟3人对爸妈的形象模糊不清,年龄最大的子艺竭力搜索记忆之后,还是未能回忆出爸妈留给她的哪怕是一个片段、一个影子。
9个孩子几乎是同样的经历和记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深处是没有父爱母爱的。
因为本杰明夫妻的到来,这些孤儿有了新的爸爸妈妈,有了新的兄弟姐妹,有了新的人生道路。
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农村,走进装饰一新的“希望之家”,第一次看到一拧开就冒出热水的水龙头,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崭新的生活和学习空间,第一次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并能亲切地称之为“Dady、Mami”……
吃饭的时间到了,孩子们嬉笑着跑到饭厅。饭厅里有序地摆放着一排饭桌和凳子,每个孩子都有专用的餐具,整齐地摆放在橱柜里固定的位置。孩子们取了碗筷,列队依次打饭。饭食是不定量的,保育员阿姨打饭时总不停地询问孩子们够不够吃。
本杰明说,孩子们正长身体,要保证他们的营养。细心的夫妇为此还专门咨询了当地县医院的医生,请他们为孩子们的饮食安排提出合理的建议,并请营养师给孩子们配制了每个季节的菜谱。
孩子幼小的心灵是敏感的。他们被眼前的幸福所包围,很快融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新学期开学前,细心的洋妈妈把自己的9个孩子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妈妈给最小的王子昂仔细地理了个地道的小平头,给可爱的孟雨晴扎了个快乐的朝天辫,所有的孩子都痛快地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新衣服,背上新书包,走进城里的学校去上学。
孤儿的幸福是永生的牵挂
“本杰明先生,在中国您觉得孤独吗?”
本杰明淡淡地一笑,轻轻摊开双手说:“不,我从未觉得孤独。在中国我有很多朋友,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关心我们。尤其是政府民政部门,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最重要的,我有孩子们,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生活,我没有时间孤独。”
孩子们的未来,是本杰明夫妇考虑得最多的事情。本杰明说,让孩子们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为未来的成长之路做好铺垫,也是创办“希望之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既然接受了这些孩子,给了他们一个家,那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形式上遮风挡雨的场所,更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承诺,要尽最大努力给孩子创造一生的幸福。
“希望之家”不仅拥有宽敞明亮的学习室,还拥有像本杰明和夫人米歇尔这样纯正的外教,以及专业的课外辅导老师。
学习室里的两个大书架很显眼,架子上摆放着各种英汉译本的故事书,那是本杰明夫妇用来给孩子们讲故事用的。墙上的大黑板上整整齐齐地记载着孩子们上英语课学习的内容,那是一些简单的英语日常用语,从板书中可以看出,老师教的是何等认真。
在“希望之家”工作的阿姨说,这几个孩子刚来时,成绩跟城里的孩子相比差距很大,本杰明夫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后来专门聘请一位小学教师对他们进行课外辅导。如今,孩子们的成绩都有了显著提高。
为了让孩子更深入地接触纯正的英语,本杰明和米歇尔每晚都亲自给孩子们讲英文故事,在声情并茂的讲述中,孩子们一方面得到了娱乐,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中享受英语文化的熏陶,现在孩子们都能说简单的英语。
根据约定,本杰明夫妻要将这些孤儿扶养到18周岁,然后由他们自谋生路,但本杰明希望能够供孩子们上完大学。本杰明说,美国有句谚语说“给你一条鱼吃,不如教你如何钓鱼来吃”,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珍惜这衣食无忧的机会,学到更多的知识,培养自强自立的品质,从这儿出去后能够养活自己。(原载2010年6月29日《河南日报》第15版)
付小粉:出门在外,咱就是河南
万川明 王 峰
47岁的付小粉,汝南县罗店乡杨楼村普通农家妇女。在天津当保姆十多年间,连年被评为优秀保姆,还被天津市妇联授予“好保姆”称号。因身体原因回汝南后,几年间先后组织数千豫籍保姆进津,在天津市妇联“十大优秀保姆”评选中,有9人是她介绍去的豫籍保姆。“小粉是好样的,她介绍来的保姆也是好样的,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现在好多市民来雇工,指明要找河南籍的呢!”前些天,听着天津市妇联家政公司负责人黄铁良在电话里对她和她介绍的保姆赞不绝口时,坐在院中哄逗3岁孙女的付小粉开心地笑了。
“我就想去打工”
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的付小粉,双脚内翻,不能像正常人行走,更不能正常操持农活。随着儿女的相继出生,家境捉襟见肘。1993年农历十月初十,是付小粉6岁儿子生日的前一天。这天,付小粉起了个大早,走东家串西家,但直到傍晚却借不来钱,“孩子6岁了,就是想给他买点礼物。”提及当初,付小粉泪水盈盈,“不怪别人啥,那时候左邻右舍都没闲钱啊!”付小粉一夜辗转反侧,对老实巴交的丈夫说出了她的想法:“明儿个我就想去打工!”丈夫哭笑不得,“好好的人还不好找工作呢,你一个残疾人上哪儿打工啊?”倔强的付小粉不顾家人反对,偷偷卖了4袋玉米,怀揣200元上了路。
第一次“进城”的付小粉站在喧闹的驻马店火车站六神无主,她不知道要到哪儿打工,更不知道像她这样的能干什么,只是听人说京津那边缺保姆,68元一张火车票,十多小时颠簸,付小粉出现在天津凌晨4点的夜色中。
“到哪儿都是好人多!”付小粉感慨万端。她说,她孤零零坐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时,是一个天津老大爷给她指了路,她就蹲在了家政公司的门口;她还说,“我那时年轻,可漂亮”,所以,有个天津汉子相中她,要让她去照顾他年迈父母时,她忽然就害怕了,暗忖:“会不会是坏人啊?”而那汉子也像看透她心事似的笑问“你是不是不放心我”,还主动出示了证件。
“我找到了好人家”
“我找到了好人家!”付小粉说,天津汉子用摩托车把她驮到楼门口让她上楼时,一下子就为自己的“粗心”愣住了:“呀,你是个残疾人!”付小粉学得惟妙惟肖,她说:“大哥,你看这样中不,你用俺几天,干得好,你留下,干不好,随时撵俺走!”“到哪儿都是好人多”,付小粉这句话再次得到印证:在这个只有年逾七旬的老两口家里,“他们把俺像闺女一样待”。而这样的“待遇”,是付小粉自己赢得的:那时的冬天,老两口要烧煤取暖,煤拉到了楼下,卖煤的谈妥了价要运煤上楼,却被付小粉拦住了,她说:“叔、姨,还是让俺往楼上搬吧,过日子呢,咱能省一分是一分。”五六百块蜂窝煤,硬是让付小粉跛着脚大汗淋漓地运到了楼上,“叔”看不下去了,加了一倍“运费”硬往付小粉手里塞,付小粉说:“叔,俺的工作就是照顾二老的生活,俺要收了这钱,那成啥话?”
煎饼果子,是天津人的所爱。早上,“姨”总要让她拿六个鸡蛋去摊三张,一人一张。可“姨”却惊奇地发现,平时一个桌子吃饭的,付小粉总在早上独自躲在厨房里关着门,好奇的“姨”有一天冷不丁推开门,却发现付小粉正把半个蒸馍往身后藏,“你的煎饼果子呢?”被人看穿了,付小粉只得实话实说:“姨,都不容易,俺就是想每天给咱家省俩鸡蛋。”
转瞬间两个多月过去,付小粉“盼”来了打工后的第一个春节。想着六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付小粉归心似箭。临行,“姨”执意把家里那台正看的彩电送给她,并考虑着她行走不便,让儿子替她扛到车上。春运的拥挤,让老人的儿子上了车却挤不下车,直坐了一站,付小粉一个劲儿为他不能下车歉意连连,老人的儿子忽然把1000元塞进她手里说:“我爸妈怕你不收,故意让我这样的呢!”
当初,商订好的工钱是一个月280元,付小粉干了不到3个月。
“出门在外,咱就是河南”
回到家,付小粉把自己当保姆的经历一说,过罢春节,便有十多个邻近妇女和她一起踏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一路上,付小粉啰啰嗦嗦叮嘱着这样一番话:“咱当保姆的,首要的是勤快、有眼力架儿,不能有啥歪心眼儿,要知道咱出门在外,人家说的可不是你一个人,说的是咱河南。咱河南人,丢不起那人!”
2007年,两位老人相继辞世。此间,不仅是家政公司的回访,更是两位老人经常向家政公司的电话“汇报”,以及家政公司的评比和当地媒体的宣传,付小粉成了享誉津门的“名人”保姆,每当她回家政公司“待岗”时,早早就有人打听着要雇她,可付小粉日渐严重的脚部残疾迫使她不得不回到汝南……
如今的付小粉,虽然在家里当起了“全职保姆”——照顾龙凤胎的孙子孙女,但她真诚、踏实、吃苦耐劳以及她介绍的河南籍保姆的真诚、踏实、吃苦耐劳,却给天津市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经常有人雇工时提这样的要求:“有没有河南籍的保姆?最好是像付小粉那样的。”
没有刻意组织,更没有广告宣传,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中,每天总有不断的电话打进付小粉家,更有三三两两的人直接登门问询:“咱这批啥时候走?”这些人,有驻马店、南阳的,有周口、漯河的,她们信任付小粉,是因为每组织一批人,付小粉都要通过天津那边的家政公司对雇主、劳动保障等问题进行一番了解,并在保障姐妹们利益的同时,还会对她们进行“岗前培训”,再三叮咛她们踏实干活,不拿雇主一针一线,“别人的东西再好,那都是别人的。你再眼红,也绝不能起贪心!”
当天津市妇联组织的“十大优秀保姆”评选结果出来后,付小粉被特邀参加了颁奖仪式。面对“十大”中她介绍去的9个河南籍优秀保姆,她说:“咱河南人,就得是这形象!咱外出打工,就得踏实肯干,规规矩矩。出门在外,咱就是河南,姐妹们,咱可别让人轻看了咱河南!”话音甫落,掌声雷动。
(原载2010年10月27日《河南日报》第15版)